讲一讲我在米国的事情。
我三十多岁正式移民联邦，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拉菲亚学院和汉弥尔顿学院做过十几年的客座教授。
但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差异较大，我的理念和联邦主流又格格不入，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身心俱疲的教育生涯，来到了唐人街上。用舅舅留给我的遗产，从国内聘请了湖南的大师傅，开了一家不算大的湘菜馆。
国外湘菜的处境颇为尴尬，西方人虽然经常会在我这里竖起拇指大叫大嚷：“辣，但是非常好吃。”
但其实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湘菜，什么又是川菜。经常有些混充懂行的人，来到我的餐馆里指着红烧肉，跟自己的朋友竖起拇指，用他那口硬的可以砸碎核桃的口音介绍道：“红烧肉，川菜，好吃！”
起先我们的厨师出于菜系的自尊心，也用他那口一样不知道怎么学会的中式英语，上去跟客人解释说：“红烧肉，我们的毛先生喜欢吃的，湖南的，不是四川！”
“哦，湖南毛先生喜欢吃的。”白人再次竖起拇指，“川菜好吃！”
“湘菜，洗衣昂——香。”
“哦，非常好，香香的川菜。”
从此以后我们的厨师开始在后厨埋头苦干，发誓再也不去前台找刺激了。
对于大厨的郁闷，我并没有过多安慰。因为我开这家餐馆，可不是为了什么致力于发扬湘菜文化，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在国内的青葱岁月，顺便赚点生活费。
最主要的是，可以找个稳定又干净的吃饭场所。因为，我懒得做饭。
不过近些年生意不好做，米国的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们都已经大规模的失业，那些混在下层的黑人更是怨声载道。
现在米国只有两个机构比较活跃，一个是各种NGO组织，他们忙着组织罢工和游行；另一个是联邦警察局，忙着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
就连饭店外的唐人街上，一向比米国人还安分的华人们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大过年的，他们为了声援一个华人警察，也学着米国人四处串联，要求唐人街的华人们起码为了自己也得去抗议一下。他们也来过我的餐馆，在那一天拉走了我的厨师和招待，但却没有人邀请我。
因为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拥有一颗红心的——白种人。
他们觉得我不是华人，不是华人我就不会帮他们说话，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知道我自己虽然留洋在外，但我很爱我的祖国，这份爱只会比他们深刻，一点都不会比他们少。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压根也不会呆在万里之外，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皮肤但不同心的国度。
我的父亲是东欧人，有着斯拉夫和蒙古血统。他年轻时给第三国际工作过，但是第三国际在43年解体了，他也就跟随着失业。父亲无法理解当时国际这个做法，于是拒绝了苏联人的邀请，追寻的踪迹，只身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从打算出发到来到中国，磨磨蹭蹭用了好几年，最后乘船辗转到了大连登陆。可是一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才发现，日本法西斯已经跟随德国法西斯一样玩完了，这固然很好，但是延安居然也沦陷了！
没有了延安这个目标，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心中的那个组织，在大连的街头上东游西逛了一个月，终于还是决定先找一份工作糊口。
因为兜里实在是没钱了。
谁知这一找居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时兵工厂的人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招工，当时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背景，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背景，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讨一口吃的。于是很多人都踊跃到了卡车附近，争先恐后的表示自己身强体壮，完全可以胜任一切工作。
父亲也挤在里面，他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找一个翻译工作。父亲虽然不是金发碧眼，但在当时，大鼻子加高个子也是非常惹眼的。招工的负责人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的斯拉夫血统让他产生了误会，所以他用不熟练的俄语问道：“苏联人，布尔什维克，达瓦里希？”
父亲是斯拉夫人但却并不是苏联人，他确实加入过本国的左翼政党，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不过父亲看到对方的俄语熟练度仅能蹦出几个单词，他就明智的放弃了分辩的打算，选择在车下用中文高喊：“对，同志，达瓦里希！”
于是他就在误会中被拉上了车，坐着卡车一路来到了大连兵工厂。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米国的女记者，并且凭借着斯拉夫血统的高大英俊征服了她，她后来也就成了我的母亲。但母亲却说，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兵工厂里只有和他在交流方面感到最方便。
讲到人品和相貌，母亲一直觉得兵工厂里引信分厂的吴厂长才是最好的。
解放后，大连兵工厂援建胶东机床附件厂，他们就一起脱离了兵工系统跟着跑到了大连的彼岸城市，在那里从事父亲的老本行机械。这家工厂是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父母也成了留在东方的外国专家。
父母原本收入对比工人来说是很高的，不过他们后来一起联名向总理反应，说自己也是国家的一份子，不应该比其他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于是他们的工资最终降到了比普通工人略高的水准，这可能也是那一代人独特的精神。
父母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于是我也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当然也是最得宠的。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父亲家的亲戚我一直没见过，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到中国。不过六十年代，外祖母倒是从米国用非法途径转道苏联，来到了东方暂住。
至今我还记得外祖母看望自己的外孙们时的形象，除了提着一手袋的糖果，还扛着一颗小号松树！因为快过圣诞节了。
这个圣诞节是我过得第一个圣诞节，吃的是猪肉炖粉条，我很满意。但是外祖母却有些郁闷，因为她发现五个孩子跟她的交流只有手和脚，他们居然除了老大会说点简单的俄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单词之外，都不会说英语！
为了和孩子们能够顺利交流，教育业出身的外祖母决定要教我们这些白皮肤、大鼻子的中国孩子们说英文。说实话别看我们有种族优势，但英语真的很难学。
终于到最后外祖母还是可以成功的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了，因为她于一年后，成功学会了说我们的语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其实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当工人，然后找一个女工人结婚，在东方过一辈子。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这样，已经结婚在东方落了根。80年代的初期，我也成功的做到了第一步，进工厂，当了焊工。
焊工在当时可是绝对的高级技术工种，我已经算是超额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只是还没找到心仪的姑娘。
一切直到舅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八十年代初，他穿着一身蓝牛仔服，头戴着鸭舌帽，外面披着一身东方特色的军大衣，背着相机，叼着烟卷，挺着一个啤酒肚，站到了腰已经快有水桶粗的母亲面前：“让弗雷德跟我回去吧，开阔一下眼界也好。”
于是就在我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被送到了米国留学。
80年代两国开始交好，而我的背景又很特别，为难国人的一些繁琐步骤对于我倒并不是什么问题。毕竟从外貌看起来，我和大洋彼岸倒像是一个国家的人，当然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少年时总被同学各种围观，是典型的异类。
我到米国的第一天，舅舅开着车带着我逛了一趟费城。城市我并没有感觉到多么繁华，相反气愤很沉闷，因为前几年三哩岛核电厂刚发生事故，今年龙卷风又来侵袭这个州，带走了六十多条生命。
虽然如此，但依然让我很震惊，我震惊在汽车上。倒不是我从来没坐过汽车，祖国虽然小汽车不多，但绝不是一个缺汽车的国家，那广场上运输队的卡车排列起来，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很壮观。
我只是从没想到，汽车居然可以开出来用于兜风。在我的印象中，那都是集体的东西，而当时的口号是集体利益大于天，所以个人不应该有权力动用这些东西用作享受。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舅舅后，舅舅半倚着他那辆老爷车上，指着路面上的风景说：“弗雷德我的侄子，你觉得联邦能有几人有钱有空开汽车兜风呢？你是从东方来的，你应该很清楚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我给你提一个问题，这条大道上所有的车，他们是几辆是为了公，几辆又是为了私？”
我不得不承认，这条大道上所有的车，大概没有一辆是为集体利益服务的。
正当我打算换个说法，赞扬一下米国的活力之时，舅舅率先开口道：“明明上下班，一个公交车；两个工厂合作，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里，人们为此产生了多少废铁，浪费了多少人力，制造了多少尾气？”
舅舅说完这段话的第二天，我开始了全新新生活，一边进工厂做工人，一边读书。
这段工读生涯对我以后的影响都非常大，我觉得改造了我的思想。准确的说大学并不是真正改造我的地方，工厂才是。我从中看到了两国巨大的差异，这里的工厂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保障资方的盈利；这里的工人也没有任何主人公的理想，他们干活只是为了生存。
如此简单。
我记得聘用我的第一家企业，是让我做维修工作。
为了在经理的面前表现得好一些，我努力的调动焊机工作起来，焊花飞溅，却遭到了工友的鄙视。
他们问我，干活这么卖力干什么？
我不明白，难道工作不应该努力么？而且，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比在国内高到哪里。
然后他们骂了我句傻瓜，便不在理我了。
直到三天后，经理找我谈话：“费雷德，你明天不用来了。”
我当时很惊恐，要知道在东方被工厂开除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东方的工厂那叫做铁饭碗，只有犯了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还得大到被判刑的那种程度，东方的工厂才会主动开除工人。否则，即便你把厂长揍了，他最多也就给你穿一下小鞋罢了。
在东方，失业？没有的事情。
在东方，失业，也是极为丢人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开除我，是我工作不够积极么？
经理的回复是：“不不不，弗雷德，你的工作很勤奋，我们都看到了。只不过，你的工作结束了。”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把设备全都维修完毕，现在，工厂不需要我了，所以他们选择一脚把我踹开。
后来我才知道，在米国工人失业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而我是一个非常蠢的工人。
我的技术不全面，最少缺了两门重要的技能，磨洋工和假积极。
在资本的面前，磨洋工和假积极不丢人，它是工人谋生必备的手段。资方与工人是对立关系，你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资本家可不会发善心替你保护你自己。
你像我一样工作努力，把布置好的任务提前完成，那你就没用了。你干得再卖力，但现在资本不需要这个岗位了，也是白搭。要知道米国是有工会的，工会是保护老员工利益的，资本踹不动那些老员工，不开除你这个后来的，开除谁？
米国的工作是多，但是你找工作的时候，可没人给你垫付工资。
所以成熟的工人，不会像我这样接到任务拿起来就干，而是会先蹲在一旁，研究研究。
然后。
再研究研究。
直到快下班，或者老板来视察了，他才能研究明白，开始动手工作。
整个工读期间，我由于犯这种愚蠢的错误，而换了8次工作。
毕业之后，由于成绩不错，我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91年，我在汉弥尔顿学院教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事，后来他成为了我一生的朋友，他叫伯尼。
曾经的美国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国会的众议员，2015年四月份，他正式宣布以驴党人身份参加今年米利坚合众国总统竞选。并且他用人均27美元献金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刚刚获得了竞选的首胜。
他和我约好，打算路过我的小餐馆时，一起吃个午饭。
注：民主党通常被叫做驴党。
我三十多岁正式移民联邦，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拉菲亚学院和汉弥尔顿学院做过十几年的客座教授。
但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差异较大，我的理念和联邦主流又格格不入，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身心俱疲的教育生涯，来到了唐人街上。用舅舅留给我的遗产，从国内聘请了湖南的大师傅，开了一家不算大的湘菜馆。
国外湘菜的处境颇为尴尬，西方人虽然经常会在我这里竖起拇指大叫大嚷：“辣，但是非常好吃。”
但其实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湘菜，什么又是川菜。经常有些混充懂行的人，来到我的餐馆里指着红烧肉，跟自己的朋友竖起拇指，用他那口硬的可以砸碎核桃的口音介绍道：“红烧肉，川菜，好吃！”
起先我们的厨师出于菜系的自尊心，也用他那口一样不知道怎么学会的中式英语，上去跟客人解释说：“红烧肉，我们的毛先生喜欢吃的，湖南的，不是四川！”
“哦，湖南毛先生喜欢吃的。”白人再次竖起拇指，“川菜好吃！”
“湘菜，洗衣昂——香。”
“哦，非常好，香香的川菜。”
从此以后我们的厨师开始在后厨埋头苦干，发誓再也不去前台找刺激了。
对于大厨的郁闷，我并没有过多安慰。因为我开这家餐馆，可不是为了什么致力于发扬湘菜文化，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在国内的青葱岁月，顺便赚点生活费。
最主要的是，可以找个稳定又干净的吃饭场所。因为，我懒得做饭。
不过近些年生意不好做，米国的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们都已经大规模的失业，那些混在下层的黑人更是怨声载道。
现在米国只有两个机构比较活跃，一个是各种NGO组织，他们忙着组织罢工和游行；另一个是联邦警察局，忙着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
就连饭店外的唐人街上，一向比米国人还安分的华人们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大过年的，他们为了声援一个华人警察，也学着米国人四处串联，要求唐人街的华人们起码为了自己也得去抗议一下。他们也来过我的餐馆，在那一天拉走了我的厨师和招待，但却没有人邀请我。
因为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拥有一颗红心的——白种人。
他们觉得我不是华人，不是华人我就不会帮他们说话，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知道我自己虽然留洋在外，但我很爱我的祖国，这份爱只会比他们深刻，一点都不会比他们少。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压根也不会呆在万里之外，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皮肤但不同心的国度。
我的父亲是东欧人，有着斯拉夫和蒙古血统。他年轻时给第三国际工作过，但是第三国际在43年解体了，他也就跟随着失业。父亲无法理解当时国际这个做法，于是拒绝了苏联人的邀请，追寻的踪迹，只身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从打算出发到来到中国，磨磨蹭蹭用了好几年，最后乘船辗转到了大连登陆。可是一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才发现，日本法西斯已经跟随德国法西斯一样玩完了，这固然很好，但是延安居然也沦陷了！
没有了延安这个目标，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心中的那个组织，在大连的街头上东游西逛了一个月，终于还是决定先找一份工作糊口。
因为兜里实在是没钱了。
谁知这一找居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时兵工厂的人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招工，当时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背景，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背景，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讨一口吃的。于是很多人都踊跃到了卡车附近，争先恐后的表示自己身强体壮，完全可以胜任一切工作。
父亲也挤在里面，他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找一个翻译工作。父亲虽然不是金发碧眼，但在当时，大鼻子加高个子也是非常惹眼的。招工的负责人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的斯拉夫血统让他产生了误会，所以他用不熟练的俄语问道：“苏联人，布尔什维克，达瓦里希？”
父亲是斯拉夫人但却并不是苏联人，他确实加入过本国的左翼政党，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不过父亲看到对方的俄语熟练度仅能蹦出几个单词，他就明智的放弃了分辩的打算，选择在车下用中文高喊：“对，同志，达瓦里希！”
于是他就在误会中被拉上了车，坐着卡车一路来到了大连兵工厂。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米国的女记者，并且凭借着斯拉夫血统的高大英俊征服了她，她后来也就成了我的母亲。但母亲却说，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兵工厂里只有和他在交流方面感到最方便。
讲到人品和相貌，母亲一直觉得兵工厂里引信分厂的吴厂长才是最好的。
解放后，大连兵工厂援建胶东机床附件厂，他们就一起脱离了兵工系统跟着跑到了大连的彼岸城市，在那里从事父亲的老本行机械。这家工厂是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父母也成了留在东方的外国专家。
父母原本收入对比工人来说是很高的，不过他们后来一起联名向总理反应，说自己也是国家的一份子，不应该比其他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于是他们的工资最终降到了比普通工人略高的水准，这可能也是那一代人独特的精神。
父母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于是我也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当然也是最得宠的。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父亲家的亲戚我一直没见过，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到中国。不过六十年代，外祖母倒是从米国用非法途径转道苏联，来到了东方暂住。
至今我还记得外祖母看望自己的外孙们时的形象，除了提着一手袋的糖果，还扛着一颗小号松树！因为快过圣诞节了。
这个圣诞节是我过得第一个圣诞节，吃的是猪肉炖粉条，我很满意。但是外祖母却有些郁闷，因为她发现五个孩子跟她的交流只有手和脚，他们居然除了老大会说点简单的俄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单词之外，都不会说英语！
为了和孩子们能够顺利交流，教育业出身的外祖母决定要教我们这些白皮肤、大鼻子的中国孩子们说英文。说实话别看我们有种族优势，但英语真的很难学。
终于到最后外祖母还是可以成功的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了，因为她于一年后，成功学会了说我们的语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其实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当工人，然后找一个女工人结婚，在东方过一辈子。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这样，已经结婚在东方落了根。80年代的初期，我也成功的做到了第一步，进工厂，当了焊工。
焊工在当时可是绝对的高级技术工种，我已经算是超额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只是还没找到心仪的姑娘。
一切直到舅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八十年代初，他穿着一身蓝牛仔服，头戴着鸭舌帽，外面披着一身东方特色的军大衣，背着相机，叼着烟卷，挺着一个啤酒肚，站到了腰已经快有水桶粗的母亲面前：“让弗雷德跟我回去吧，开阔一下眼界也好。”
于是就在我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被送到了米国留学。
80年代两国开始交好，而我的背景又很特别，为难国人的一些繁琐步骤对于我倒并不是什么问题。毕竟从外貌看起来，我和大洋彼岸倒像是一个国家的人，当然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少年时总被同学各种围观，是典型的异类。
我到米国的第一天，舅舅开着车带着我逛了一趟费城。城市我并没有感觉到多么繁华，相反气愤很沉闷，因为前几年三哩岛核电厂刚发生事故，今年龙卷风又来侵袭这个州，带走了六十多条生命。
虽然如此，但依然让我很震惊，我震惊在汽车上。倒不是我从来没坐过汽车，祖国虽然小汽车不多，但绝不是一个缺汽车的国家，那广场上运输队的卡车排列起来，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很壮观。
我只是从没想到，汽车居然可以开出来用于兜风。在我的印象中，那都是集体的东西，而当时的口号是集体利益大于天，所以个人不应该有权力动用这些东西用作享受。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舅舅后，舅舅半倚着他那辆老爷车上，指着路面上的风景说：“弗雷德我的侄子，你觉得联邦能有几人有钱有空开汽车兜风呢？你是从东方来的，你应该很清楚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我给你提一个问题，这条大道上所有的车，他们是几辆是为了公，几辆又是为了私？”
我不得不承认，这条大道上所有的车，大概没有一辆是为集体利益服务的。
正当我打算换个说法，赞扬一下米国的活力之时，舅舅率先开口道：“明明上下班，一个公交车；两个工厂合作，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里，人们为此产生了多少废铁，浪费了多少人力，制造了多少尾气？”
舅舅说完这段话的第二天，我开始了全新新生活，一边进工厂做工人，一边读书。
这段工读生涯对我以后的影响都非常大，我觉得改造了我的思想。准确的说大学并不是真正改造我的地方，工厂才是。我从中看到了两国巨大的差异，这里的工厂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保障资方的盈利；这里的工人也没有任何主人公的理想，他们干活只是为了生存。
如此简单。
我记得聘用我的第一家企业，是让我做维修工作。
为了在经理的面前表现得好一些，我努力的调动焊机工作起来，焊花飞溅，却遭到了工友的鄙视。
他们问我，干活这么卖力干什么？
我不明白，难道工作不应该努力么？而且，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比在国内高到哪里。
然后他们骂了我句傻瓜，便不在理我了。
直到三天后，经理找我谈话：“费雷德，你明天不用来了。”
我当时很惊恐，要知道在东方被工厂开除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东方的工厂那叫做铁饭碗，只有犯了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还得大到被判刑的那种程度，东方的工厂才会主动开除工人。否则，即便你把厂长揍了，他最多也就给你穿一下小鞋罢了。
在东方，失业？没有的事情。
在东方，失业，也是极为丢人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开除我，是我工作不够积极么？
经理的回复是：“不不不，弗雷德，你的工作很勤奋，我们都看到了。只不过，你的工作结束了。”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把设备全都维修完毕，现在，工厂不需要我了，所以他们选择一脚把我踹开。
后来我才知道，在米国工人失业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而我是一个非常蠢的工人。
我的技术不全面，最少缺了两门重要的技能，磨洋工和假积极。
在资本的面前，磨洋工和假积极不丢人，它是工人谋生必备的手段。资方与工人是对立关系，你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资本家可不会发善心替你保护你自己。
你像我一样工作努力，把布置好的任务提前完成，那你就没用了。你干得再卖力，但现在资本不需要这个岗位了，也是白搭。要知道米国是有工会的，工会是保护老员工利益的，资本踹不动那些老员工，不开除你这个后来的，开除谁？
米国的工作是多，但是你找工作的时候，可没人给你垫付工资。
所以成熟的工人，不会像我这样接到任务拿起来就干，而是会先蹲在一旁，研究研究。
然后。
再研究研究。
直到快下班，或者老板来视察了，他才能研究明白，开始动手工作。
整个工读期间，我由于犯这种愚蠢的错误，而换了8次工作。
毕业之后，由于成绩不错，我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91年，我在汉弥尔顿学院教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事，后来他成为了我一生的朋友，他叫伯尼。
曾经的美国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国会的众议员，2015年四月份，他正式宣布以驴党人身份参加今年米利坚合众国总统竞选。并且他用人均27美元献金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刚刚获得了竞选的首胜。
他和我约好，打算路过我的小餐馆时，一起吃个午饭。
注：民主党通常被叫做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