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宫变：血溅屏风
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杨坚驾崩。太子杨广“继位”，登基，是为炀帝。
首先，我先说明白。我对炀帝之评绝非后世之谩骂，也绝非后世之赞颂。
另外，我所要说的，是一个个客观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大是大非我没有任何资格下定义，没有任何资格评头论足。当然，也不可能有资格。我所说的，只是尽量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去评说他们。
正文。
是年年初，杨坚在仁寿宫患病，“疾难愈”。文帝卧病三月，于七月病情加重。
此间，那表面上温文尔雅、仁爱孝谨的杨广终于露出了他荒淫无道的一面，非礼自己亲父亲的妃嫔。
消息传到了杨坚的耳中，他先是一怔，他是在不相信他那个好儿子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左右侍奉的宫人与前来哭诉道“太子无礼！”的宣华夫人一再确言。
杨坚大怒。
老子还没死呢就在老子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要是等老子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他用尽气若游丝的气力拍打着桌子：“畜生，怎能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误我！”纵是恨铁不成钢，纵是看错了人，始之冤枉了杨勇，然为时晚矣。
他叫来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命二人修书诏杨勇（原太子，被废为庶人），并废掉太子杨广。亦侍奉在杨坚身边的太子死党高官杨素闻讯，随即告诉了杨广，与太子协谋矫诏，赐死杨勇。并放柳述、元岩入狱。
杨广、杨素谋划对策，矫诏令东宫士兵守卫仁寿宫，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负责，又命令张衡时刻守候关注隋文帝的病情。
不久，七月丁未日，文帝杨坚在这天晚上驾崩，故，朝廷内外、市井坊间有很多非议。皆说杨广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弑父。另又说是张衡弑君。杨广弑父在《隋书列传第十三》杨素传、《隋书列传第十》杨勇传、《隋书列传第二十一》张衡传、《隋书·后妃列传》等《隋书》章节中也有多处记载。唐人在《通历》中则记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在《大业略记》中记文帝被张衡毒死。
隋唐第一疑案大致如此。
仁寿宫变，文帝之死自然是个千古疑云谜团，但肯定非杨广则张衡或其他人，绝不会是自然死亡。史皆云“暴崩”。
杨广绝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美姿仪，少聪慧”，又是当年南下灭陈的一大功臣，他进谗言，让父母立下了废杨勇的决心。他虽然已是铁定的东宫太子，只需要等老子死了就可以登基继位。但他却没有这个耐心。
大家可能会想，既然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还急个什么。可关键就是这“父死子继”。
隋人平均寿命（除去孩童早夭等特殊情况）有五六十岁。杨坚60出头，身子也不是很好。杨广也已经是35岁的人了，虽说不久他就能熬到老爹殡天，然后登基为帝。但，他早已迫不及待了，杨广此时五去其三，出于对人生的自负，出于对时间的焦虑，出于对地位飞跃的欣喜若狂，他巴不得上一秒老爹死了，下一秒就能登基做皇帝。
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文帝杨坚之死百分之百他人所为，但其人并非杨广，他还没有暴戾到这种地步，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明君，一个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比肩的有为之君，他也认为以自己的才干定能如此。
如果他弑父定会招来天下人的唾骂，魏晋南北朝以来积蓄的忠义之风最鄙夷的就是这种不忠不孝不义之事。所以杨广绝不会做出这种事，这件事应该是张衡或是文帝别的近臣、近侍。
杨坚一世聪明，他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灭南陈，成功地统一了自东晋以来南北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他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政治方面，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试行了科举制度，选拔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大大削弱了世族垄断官吏的现象，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世族大家从此没落，一蹶不振；经济方面，他使隋朝成为了盛世之国，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宋末元初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在魏晋南北朝人口大消亡之后又答到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杨坚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1978年所著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排行第82位。
然而，他却在继承人与驭臣之术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唏嘘，由此可见人的识人之术往往比才干更加重要。
当然，废太子杨勇也绝非什么善类。史家多以杨坚废杨勇而立杨广为一失策之大误。吕思勉先生对于此事做过一个很简单明了但一针见血的评价：“隋文帝的废太子勇而立炀帝，读史的人，皆以为失策。然而太子勇是个什么样人？立了他，又有什么好处？我说：这时候还承南北朝的余风，太子勇是北齐文宣帝一流人，炀帝是陈后主一类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既然要行‘君主世袭’之制，这种事情，是无可如何的。”
公元604年8月13日杨坚逝于仁寿宫大宝殿，享寿64岁，葬于泰陵（位于今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乡双庙坡村，为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氏的合葬墓）。
“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抚绥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士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壁填於内府，吴姬满於椒掖，仁寿雕饰，事埒倾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己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幸，树立大量所，功臣良佐，剪灭无践，季年之失，多於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
“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是也罢，非也罢；功也罢，过也罢。是年，杨广登基，改元“大业”，开始了他十四年的皇帝统治生涯，以他前三十五年所积蓄的所学所识。
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杨坚驾崩。太子杨广“继位”，登基，是为炀帝。
首先，我先说明白。我对炀帝之评绝非后世之谩骂，也绝非后世之赞颂。
另外，我所要说的，是一个个客观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大是大非我没有任何资格下定义，没有任何资格评头论足。当然，也不可能有资格。我所说的，只是尽量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去评说他们。
正文。
是年年初，杨坚在仁寿宫患病，“疾难愈”。文帝卧病三月，于七月病情加重。
此间，那表面上温文尔雅、仁爱孝谨的杨广终于露出了他荒淫无道的一面，非礼自己亲父亲的妃嫔。
消息传到了杨坚的耳中，他先是一怔，他是在不相信他那个好儿子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左右侍奉的宫人与前来哭诉道“太子无礼！”的宣华夫人一再确言。
杨坚大怒。
老子还没死呢就在老子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要是等老子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他用尽气若游丝的气力拍打着桌子：“畜生，怎能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误我！”纵是恨铁不成钢，纵是看错了人，始之冤枉了杨勇，然为时晚矣。
他叫来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命二人修书诏杨勇（原太子，被废为庶人），并废掉太子杨广。亦侍奉在杨坚身边的太子死党高官杨素闻讯，随即告诉了杨广，与太子协谋矫诏，赐死杨勇。并放柳述、元岩入狱。
杨广、杨素谋划对策，矫诏令东宫士兵守卫仁寿宫，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负责，又命令张衡时刻守候关注隋文帝的病情。
不久，七月丁未日，文帝杨坚在这天晚上驾崩，故，朝廷内外、市井坊间有很多非议。皆说杨广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弑父。另又说是张衡弑君。杨广弑父在《隋书列传第十三》杨素传、《隋书列传第十》杨勇传、《隋书列传第二十一》张衡传、《隋书·后妃列传》等《隋书》章节中也有多处记载。唐人在《通历》中则记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在《大业略记》中记文帝被张衡毒死。
隋唐第一疑案大致如此。
仁寿宫变，文帝之死自然是个千古疑云谜团，但肯定非杨广则张衡或其他人，绝不会是自然死亡。史皆云“暴崩”。
杨广绝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美姿仪，少聪慧”，又是当年南下灭陈的一大功臣，他进谗言，让父母立下了废杨勇的决心。他虽然已是铁定的东宫太子，只需要等老子死了就可以登基继位。但他却没有这个耐心。
大家可能会想，既然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还急个什么。可关键就是这“父死子继”。
隋人平均寿命（除去孩童早夭等特殊情况）有五六十岁。杨坚60出头，身子也不是很好。杨广也已经是35岁的人了，虽说不久他就能熬到老爹殡天，然后登基为帝。但，他早已迫不及待了，杨广此时五去其三，出于对人生的自负，出于对时间的焦虑，出于对地位飞跃的欣喜若狂，他巴不得上一秒老爹死了，下一秒就能登基做皇帝。
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文帝杨坚之死百分之百他人所为，但其人并非杨广，他还没有暴戾到这种地步，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明君，一个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比肩的有为之君，他也认为以自己的才干定能如此。
如果他弑父定会招来天下人的唾骂，魏晋南北朝以来积蓄的忠义之风最鄙夷的就是这种不忠不孝不义之事。所以杨广绝不会做出这种事，这件事应该是张衡或是文帝别的近臣、近侍。
杨坚一世聪明，他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灭南陈，成功地统一了自东晋以来南北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他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政治方面，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试行了科举制度，选拔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大大削弱了世族垄断官吏的现象，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世族大家从此没落，一蹶不振；经济方面，他使隋朝成为了盛世之国，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宋末元初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在魏晋南北朝人口大消亡之后又答到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杨坚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1978年所著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排行第82位。
然而，他却在继承人与驭臣之术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唏嘘，由此可见人的识人之术往往比才干更加重要。
当然，废太子杨勇也绝非什么善类。史家多以杨坚废杨勇而立杨广为一失策之大误。吕思勉先生对于此事做过一个很简单明了但一针见血的评价：“隋文帝的废太子勇而立炀帝，读史的人，皆以为失策。然而太子勇是个什么样人？立了他，又有什么好处？我说：这时候还承南北朝的余风，太子勇是北齐文宣帝一流人，炀帝是陈后主一类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既然要行‘君主世袭’之制，这种事情，是无可如何的。”
公元604年8月13日杨坚逝于仁寿宫大宝殿，享寿64岁，葬于泰陵（位于今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乡双庙坡村，为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氏的合葬墓）。
“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抚绥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士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壁填於内府，吴姬满於椒掖，仁寿雕饰，事埒倾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己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幸，树立大量所，功臣良佐，剪灭无践，季年之失，多於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
“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是也罢，非也罢；功也罢，过也罢。是年，杨广登基，改元“大业”，开始了他十四年的皇帝统治生涯，以他前三十五年所积蓄的所学所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