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灵公，姜姓，吕氏，名环。
“灵”也不是他的全谥，他的全谥很特别，有三个谥，为“桓、武、灵”，合起来全称“齐桓武灵公”。
从字面上分析，“桓、武”二谥为上谥，也就是美谥，说明齐灵公前大半生还是有功劳的；最后一个“灵”谥不雅观，为下谥，说明齐灵公后半生就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了。
整个春秋时期，有三个谥号的除了齐灵公，还有一个卫武公，全谥“卫睿圣武公”，全是美谥，比齐灵公好那么一点。
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好，但却有很多人记得你的不好，历史也一样，也会呈现“恶”的一面，当事人也会流“恶”百世，不必挂怀，这是为了宣扬“善”的主旋律。
有些书中把齐灵公描述的昏聩不明，个人表示反对，至少他这个人做事还是比较靠谱的，也有雄心壮志，只不过任性了点，有点桀骜不羁的感觉，虽然政务能力差点，还喜欢看女扮男装，但总的来说也算活出了自我。
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召见莱子，莱子不从，齐灵公感觉很没面子，借机挥师伐莱。
虽然周王室已无威慑力，在当时灭一个诸侯国是要遭到其他国家谴责、报复、打击和围剿的，但齐灵公敢作敢为，不仅伐了，还灭了，令齐国疆域扩大了一倍以上，仅凭这一点，以辟土兼国上谥“桓”，恰如其分。
齐国灭莱，膨胀的不只是疆域，还有齐灵公那颗不忘初心、牢记复霸的雄心。
齐灵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9年），因周灵王受尽晋国窝囊气，于是“赐命”齐灵公，齐灵公傲然而起，面露凛然，决定匡扶周室，以螳臂挡车的大无畏姿态削弱晋国势力。
结果可想而知，最终被晋联军大败。
但其敢于向霸主说“不”，克有天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姿态，以“武”而上谥，也说的过去。
“通桓、武乃懿美之辞”，关键在于最后一个“灵”，这个就是恶谥了，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而这个“灵”谥，与两个女人有关，一个是他的母亲声孟子，另一个就是他的姬妾戎子。
生为一国之主的母亲，声孟子显然没有什么母仪风范，并且生**漫，不久就和小叔子庆克搞到一起去了。庆克也不知检点，经常偷穿女装混入宫中与声孟子幽会。
这件事情很快被大夫鲍牵、高无咎和国佐知晓，国佐又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便把庆克叫过去训斥了几句。
热恋中的女人，看不得自己的男人受到任何委屈，得知自己的小白脸被训斥后，声孟子怒火中烧，向齐灵公诬陷鲍、高、国三人要废他，齐灵公也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刖（yuè，砍脚）鲍牵，逐高无咎。
鲍牵，鲍叔牙曾孙。
高无咎，齐国“二守”之一（周王室封姜姓国氏、高氏辅吕氏（齐侯）守齐国，其族世代为齐国上卿，轮流执政，其任命由周天子直接授予，凡齐之政务，皆由二卿与吕氏共裁决）。
齐灵公刖鲍逐高，摆明了是铁了疙瘩心，借机拿上卿开刀，自己独掌大权。
接下来要拿另一个“二守”之一的国佐开刀了，国佐也不傻，拉上高无咎在谷地（今山东东阿县内）叛齐，引发“庆克之乱”。
其次是姬妾戎子。
齐灵公本来立与鬷（zōng）声姬生的公子光为太子，后来移情别恋，又宠爱戎子，戎子恃宠要求更立公子牙为太子，齐灵公不顾众人反对，发扬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任性，立公子牙为太子。
公元前554年，晋中军佐士匄按照荀偃遗愿，调转马头，再一次入侵齐国，直接把齐灵公吓死了。
齐灵公死后，公子光在大夫崔杼的帮助下，囚公子牙、杀高厚，宦官夙沙卫迅速组织公子牙党羽叛乱，再次引发齐国动乱。
齐灵公听信声孟子谗言杀国之重臣，随意更换太子造成齐国内乱，大夫们在其死后以“灵”为谥，可谓晚节不保。
不管一个人的“早节”多么“伟光正”，但他的晚节，可以说是毕生荣耀凝聚的一个句号，就好比“齐桓武灵公”一样，“桓、武”是荣耀，到了最后成了修饰词，反而“灵”成为了真正的谥号，故称齐灵公。
所以晚节很重要。
公元前554年，齐灵公驾崩，其子公子光继位，是为齐后庄公，亦称齐庄公。次年，齐庄公平定夙沙卫叛乱后，审时度势，摆出向晋国言和的姿态。
晋平公得知后，非常高兴，不计前嫌向齐国发出邀请，公开表示晋国愿携手齐国并进，走和平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时召集宋平公、齐庄公、鲁襄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澶渊结盟，以此作为见证。
齐国的结盟，对于晋国西进秦国或者南伐楚国，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也是晋国霸业得以延续的先兆，然而，令晋平公想不到的是，这一切都是齐庄公的权宜之计。
齐庄公比他老子在“缺德”这一人品问题上，更胜一筹（“庄公失德”——司马贞《史记索隐》）。
晋中军将荀偃辞世后，原中军佐士匄（gaì）继任中军将，执掌国政。
士匄，祁姓，士氏（按封地又为范氏），名匄，谥号宣，又称范宣子，一位春秋时代晋国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及法家先行者。
十年前（公元前560年），当中军将荀罃去世后，按理说该士匄去顶替中军将一职，但他将这个位置让贤给了荀偃。
荐才让贤，可以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威慑力，别小看士匄谦让的这一举动，晋国能够内外团结一心，形成荐贤重才风尚，出现“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稼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的可喜局面，其原因就是士匄模范带头作用。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士匄也是一把好手，二十年前（公元前570年），晋悼公让士匄出使齐国，完成一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任务——拉齐灵公入盟。
按照齐灵公极具反叛精神的性格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搞不好连脑袋都不保，但士匄欣然接受。
士匄来到了齐国，从容的觐见了齐灵公，大发感慨：“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
这句话表达的相当得体——近段时间以来各国之间纠纷不少，（周王室）对突发的意外也不能及时处理，希望大伙会个盟，人数不要太多，就您老兄和我，咱俩团结起来，共同维护秩序。
这句话让齐灵公很受用，当即表示同意，立即与士匄在耏水之外结盟。滕、薛等国见状，也纷纷投奔了晋国，晋国霸业才得以复兴。
但在历史上，士匄最为突出的功绩在于刑法方面的建设。
在春秋之前（周平王东迁之前），国家都是宗法社会，且往往以一个家族组织为基础。
那个时代环境下，社会的各种关系的维持需要靠“礼”，“礼”更是被赋予了一种“法”的作用，常常说的“礼法”二字，也从侧面说明了“礼”和“法”是分不开的。
而要让“礼”这个约束，具备“法”的功能，靠的是自觉和自律。
春秋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需要一种特定的东西来维持，靠根植于内心的自觉和自律这两个玩意来维持，千百年来已被证明是十分不靠谱的事情，于是，各诸侯国开始逐渐出现了条文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成文法），这就产生了“法”。
周王朝统治下的各诸侯国中，不少国家都先后出现了法律，而且对法律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和加强。
在这些诸侯国中，只有晋国的法制改革最有成效，而法改的推进人正是毁誉参半的晋献公。
在晋献公时期，晋献公爱好杀戮，结果一不小心把兄弟全杀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公族从晋国政治舞台消失了。
维系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被割断了，国家的土地制度也变成了国君不拥有土地，而是民众拥有土地，国家收取租金的方式（“作爱田”）。
而后出现了“作州兵”这种兵制变革。
为了在这种形势下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要求必须有法典来统治人们，于是晋国先后出现了“士蔿之法”、“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这种规范。
到了晋平公时期，也是晋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瓦解的开始，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维持统治，士匄执政以后，迅速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一举解决了“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等问题，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由“礼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
《范宣子刑书》也成为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也被公认为我国法律界最早的成文法，也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后世魏、赵两国的法典和李悝的《法经》无疑都受到范宣子刑书的影响。
我们所熟知的吴起、商鞅、韩非等著名法学家也深受影响，在历史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充分显示了范宣子刑书的公布在我国法制史的划时代意义。
唯一的缺憾是其具体内容己难以考知。
但真正让士匄在晋国声名雀鹤的事情是——铲除了栾氏。
栾书自诩有杀晋厉公立晋悼公的功劳，其家族也恃功骄横，在朝中结党甚多，其中也有范氏（即士氏）。
士匄当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做士鞅，女儿叫做栾祁，栾祁嫁给栾书儿子栾黡（yǎn）为妻。
早在公元前559年，荀偃率12国联军伐秦，下军将栾黡不听号令，擅自率军回国，荀偃无奈，命全军撤退。
但是栾黡的弟弟栾钺却是一个十分忠义的人，对哥哥栾黡不听号令、擅自撤军深以为耻，邀请大舅子士鞅一起，与军中勇士继续攻秦，结果不克，大败，栾钺战死，士鞅得脱。
弟弟栾钺亡而士鞅存，使得栾黡以为士鞅在使诈，于是将栾钺之死归罪于士鞅，士鞅见势不妙，逃亡秦国，请士雃收留，最后又在士雃的周转下得以返国。
自此栾范交恶。
士匄觉得，有栾氏存在，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于是有了灭掉栾氏的想法，但此时尚且畏惧栾氏，只得等待时机。
后来栾黡死，其子栾盈接替父亲职位，担任晋国下军佐。
机会，也随之而来。
栾黡死后，他的遗孀、士匄的女儿栾祁忍受不了寂寞，和家臣州宾私通，不小心被儿子栾盈发现了这件丑事，栾盈觉得父亲尸骨未寒，母亲就和外人通奸，一脸黑线，扬言要母亲给个说法。
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父系家族对于已经出嫁的女儿仍然保持极强的控制力，甚至能够干涉她们的婚后生活，绝对不会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不管不问。
同时，出嫁的女儿为了婚后的地位及利益，也需要来自娘家的大力支持，这就使得她们在婚后的政治活动中，极力维护父家的政治利益。
因此，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夫权”对女子就不可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使其在与“父权”矛盾中，女性并不是义无反顾的选择“夫”，而是表现为犹豫、徘徊以及迷茫的尴尬局面。
这种情况下，这些贵族女性往往选择助父，而不是从夫，这则是春秋时期“父权”大于“夫权”的重要原因。
栾祁也是做贼心虚，害怕被儿子讨伐，但她没有犹豫、徘徊以及迷茫，及时向自己的父亲、时任晋国中军将的士匄造谣，诬陷自己的儿子谋反。
亲生母亲诬陷亲生儿子谋反，如此大好良机士匄岂能错过，于是将此事一下子捅到了晋平公那儿去了。
恰巧晋平公对栾氏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去，自己的母亲举报自己的儿子谋反，除了大义灭亲，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于是委托士匄全权处理此事。
栾氏、范氏早已结怨，士匄也不含糊，看在是外孙的份上，只将栾盈驱逐出境，但是对其党羽却下了黑手——逮捕叔向、伯华、籍偃，捕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申书、邴师、羊舌虎、叔罴，其余有牵连的，一律流放。
这么看来，士匄还是念旧情的，虽然将枝繁叶茂的栾氏一族连根拔起，但始终没有灭其族，只是绞其党羽，体现了其温情的一面。
作为政治家来说，温情便是一把逆刃刀，不知领情的栾盈恩将仇报，让后来的士匄深受其噬，而后的一系列活动，终将使栾氏一族在河北大地上销声匿迹。
那是后话，因为目前来看，被驱逐出境的栾盈还是很犯愁的，因为在他的面前有三个逃亡选择——齐国、楚国和秦国。
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让他东山再起，或者东山起不来，而他最终的选择又是怎样呢？
“灵”也不是他的全谥，他的全谥很特别，有三个谥，为“桓、武、灵”，合起来全称“齐桓武灵公”。
从字面上分析，“桓、武”二谥为上谥，也就是美谥，说明齐灵公前大半生还是有功劳的；最后一个“灵”谥不雅观，为下谥，说明齐灵公后半生就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了。
整个春秋时期，有三个谥号的除了齐灵公，还有一个卫武公，全谥“卫睿圣武公”，全是美谥，比齐灵公好那么一点。
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好，但却有很多人记得你的不好，历史也一样，也会呈现“恶”的一面，当事人也会流“恶”百世，不必挂怀，这是为了宣扬“善”的主旋律。
有些书中把齐灵公描述的昏聩不明，个人表示反对，至少他这个人做事还是比较靠谱的，也有雄心壮志，只不过任性了点，有点桀骜不羁的感觉，虽然政务能力差点，还喜欢看女扮男装，但总的来说也算活出了自我。
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召见莱子，莱子不从，齐灵公感觉很没面子，借机挥师伐莱。
虽然周王室已无威慑力，在当时灭一个诸侯国是要遭到其他国家谴责、报复、打击和围剿的，但齐灵公敢作敢为，不仅伐了，还灭了，令齐国疆域扩大了一倍以上，仅凭这一点，以辟土兼国上谥“桓”，恰如其分。
齐国灭莱，膨胀的不只是疆域，还有齐灵公那颗不忘初心、牢记复霸的雄心。
齐灵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9年），因周灵王受尽晋国窝囊气，于是“赐命”齐灵公，齐灵公傲然而起，面露凛然，决定匡扶周室，以螳臂挡车的大无畏姿态削弱晋国势力。
结果可想而知，最终被晋联军大败。
但其敢于向霸主说“不”，克有天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姿态，以“武”而上谥，也说的过去。
“通桓、武乃懿美之辞”，关键在于最后一个“灵”，这个就是恶谥了，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而这个“灵”谥，与两个女人有关，一个是他的母亲声孟子，另一个就是他的姬妾戎子。
生为一国之主的母亲，声孟子显然没有什么母仪风范，并且生**漫，不久就和小叔子庆克搞到一起去了。庆克也不知检点，经常偷穿女装混入宫中与声孟子幽会。
这件事情很快被大夫鲍牵、高无咎和国佐知晓，国佐又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便把庆克叫过去训斥了几句。
热恋中的女人，看不得自己的男人受到任何委屈，得知自己的小白脸被训斥后，声孟子怒火中烧，向齐灵公诬陷鲍、高、国三人要废他，齐灵公也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刖（yuè，砍脚）鲍牵，逐高无咎。
鲍牵，鲍叔牙曾孙。
高无咎，齐国“二守”之一（周王室封姜姓国氏、高氏辅吕氏（齐侯）守齐国，其族世代为齐国上卿，轮流执政，其任命由周天子直接授予，凡齐之政务，皆由二卿与吕氏共裁决）。
齐灵公刖鲍逐高，摆明了是铁了疙瘩心，借机拿上卿开刀，自己独掌大权。
接下来要拿另一个“二守”之一的国佐开刀了，国佐也不傻，拉上高无咎在谷地（今山东东阿县内）叛齐，引发“庆克之乱”。
其次是姬妾戎子。
齐灵公本来立与鬷（zōng）声姬生的公子光为太子，后来移情别恋，又宠爱戎子，戎子恃宠要求更立公子牙为太子，齐灵公不顾众人反对，发扬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任性，立公子牙为太子。
公元前554年，晋中军佐士匄按照荀偃遗愿，调转马头，再一次入侵齐国，直接把齐灵公吓死了。
齐灵公死后，公子光在大夫崔杼的帮助下，囚公子牙、杀高厚，宦官夙沙卫迅速组织公子牙党羽叛乱，再次引发齐国动乱。
齐灵公听信声孟子谗言杀国之重臣，随意更换太子造成齐国内乱，大夫们在其死后以“灵”为谥，可谓晚节不保。
不管一个人的“早节”多么“伟光正”，但他的晚节，可以说是毕生荣耀凝聚的一个句号，就好比“齐桓武灵公”一样，“桓、武”是荣耀，到了最后成了修饰词，反而“灵”成为了真正的谥号，故称齐灵公。
所以晚节很重要。
公元前554年，齐灵公驾崩，其子公子光继位，是为齐后庄公，亦称齐庄公。次年，齐庄公平定夙沙卫叛乱后，审时度势，摆出向晋国言和的姿态。
晋平公得知后，非常高兴，不计前嫌向齐国发出邀请，公开表示晋国愿携手齐国并进，走和平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时召集宋平公、齐庄公、鲁襄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澶渊结盟，以此作为见证。
齐国的结盟，对于晋国西进秦国或者南伐楚国，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也是晋国霸业得以延续的先兆，然而，令晋平公想不到的是，这一切都是齐庄公的权宜之计。
齐庄公比他老子在“缺德”这一人品问题上，更胜一筹（“庄公失德”——司马贞《史记索隐》）。
晋中军将荀偃辞世后，原中军佐士匄（gaì）继任中军将，执掌国政。
士匄，祁姓，士氏（按封地又为范氏），名匄，谥号宣，又称范宣子，一位春秋时代晋国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及法家先行者。
十年前（公元前560年），当中军将荀罃去世后，按理说该士匄去顶替中军将一职，但他将这个位置让贤给了荀偃。
荐才让贤，可以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威慑力，别小看士匄谦让的这一举动，晋国能够内外团结一心，形成荐贤重才风尚，出现“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稼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的可喜局面，其原因就是士匄模范带头作用。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士匄也是一把好手，二十年前（公元前570年），晋悼公让士匄出使齐国，完成一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任务——拉齐灵公入盟。
按照齐灵公极具反叛精神的性格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搞不好连脑袋都不保，但士匄欣然接受。
士匄来到了齐国，从容的觐见了齐灵公，大发感慨：“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
这句话表达的相当得体——近段时间以来各国之间纠纷不少，（周王室）对突发的意外也不能及时处理，希望大伙会个盟，人数不要太多，就您老兄和我，咱俩团结起来，共同维护秩序。
这句话让齐灵公很受用，当即表示同意，立即与士匄在耏水之外结盟。滕、薛等国见状，也纷纷投奔了晋国，晋国霸业才得以复兴。
但在历史上，士匄最为突出的功绩在于刑法方面的建设。
在春秋之前（周平王东迁之前），国家都是宗法社会，且往往以一个家族组织为基础。
那个时代环境下，社会的各种关系的维持需要靠“礼”，“礼”更是被赋予了一种“法”的作用，常常说的“礼法”二字，也从侧面说明了“礼”和“法”是分不开的。
而要让“礼”这个约束，具备“法”的功能，靠的是自觉和自律。
春秋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需要一种特定的东西来维持，靠根植于内心的自觉和自律这两个玩意来维持，千百年来已被证明是十分不靠谱的事情，于是，各诸侯国开始逐渐出现了条文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成文法），这就产生了“法”。
周王朝统治下的各诸侯国中，不少国家都先后出现了法律，而且对法律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和加强。
在这些诸侯国中，只有晋国的法制改革最有成效，而法改的推进人正是毁誉参半的晋献公。
在晋献公时期，晋献公爱好杀戮，结果一不小心把兄弟全杀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公族从晋国政治舞台消失了。
维系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被割断了，国家的土地制度也变成了国君不拥有土地，而是民众拥有土地，国家收取租金的方式（“作爱田”）。
而后出现了“作州兵”这种兵制变革。
为了在这种形势下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要求必须有法典来统治人们，于是晋国先后出现了“士蔿之法”、“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这种规范。
到了晋平公时期，也是晋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瓦解的开始，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维持统治，士匄执政以后，迅速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一举解决了“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等问题，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由“礼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
《范宣子刑书》也成为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也被公认为我国法律界最早的成文法，也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后世魏、赵两国的法典和李悝的《法经》无疑都受到范宣子刑书的影响。
我们所熟知的吴起、商鞅、韩非等著名法学家也深受影响，在历史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充分显示了范宣子刑书的公布在我国法制史的划时代意义。
唯一的缺憾是其具体内容己难以考知。
但真正让士匄在晋国声名雀鹤的事情是——铲除了栾氏。
栾书自诩有杀晋厉公立晋悼公的功劳，其家族也恃功骄横，在朝中结党甚多，其中也有范氏（即士氏）。
士匄当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做士鞅，女儿叫做栾祁，栾祁嫁给栾书儿子栾黡（yǎn）为妻。
早在公元前559年，荀偃率12国联军伐秦，下军将栾黡不听号令，擅自率军回国，荀偃无奈，命全军撤退。
但是栾黡的弟弟栾钺却是一个十分忠义的人，对哥哥栾黡不听号令、擅自撤军深以为耻，邀请大舅子士鞅一起，与军中勇士继续攻秦，结果不克，大败，栾钺战死，士鞅得脱。
弟弟栾钺亡而士鞅存，使得栾黡以为士鞅在使诈，于是将栾钺之死归罪于士鞅，士鞅见势不妙，逃亡秦国，请士雃收留，最后又在士雃的周转下得以返国。
自此栾范交恶。
士匄觉得，有栾氏存在，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于是有了灭掉栾氏的想法，但此时尚且畏惧栾氏，只得等待时机。
后来栾黡死，其子栾盈接替父亲职位，担任晋国下军佐。
机会，也随之而来。
栾黡死后，他的遗孀、士匄的女儿栾祁忍受不了寂寞，和家臣州宾私通，不小心被儿子栾盈发现了这件丑事，栾盈觉得父亲尸骨未寒，母亲就和外人通奸，一脸黑线，扬言要母亲给个说法。
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父系家族对于已经出嫁的女儿仍然保持极强的控制力，甚至能够干涉她们的婚后生活，绝对不会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不管不问。
同时，出嫁的女儿为了婚后的地位及利益，也需要来自娘家的大力支持，这就使得她们在婚后的政治活动中，极力维护父家的政治利益。
因此，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夫权”对女子就不可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使其在与“父权”矛盾中，女性并不是义无反顾的选择“夫”，而是表现为犹豫、徘徊以及迷茫的尴尬局面。
这种情况下，这些贵族女性往往选择助父，而不是从夫，这则是春秋时期“父权”大于“夫权”的重要原因。
栾祁也是做贼心虚，害怕被儿子讨伐，但她没有犹豫、徘徊以及迷茫，及时向自己的父亲、时任晋国中军将的士匄造谣，诬陷自己的儿子谋反。
亲生母亲诬陷亲生儿子谋反，如此大好良机士匄岂能错过，于是将此事一下子捅到了晋平公那儿去了。
恰巧晋平公对栾氏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去，自己的母亲举报自己的儿子谋反，除了大义灭亲，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于是委托士匄全权处理此事。
栾氏、范氏早已结怨，士匄也不含糊，看在是外孙的份上，只将栾盈驱逐出境，但是对其党羽却下了黑手——逮捕叔向、伯华、籍偃，捕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申书、邴师、羊舌虎、叔罴，其余有牵连的，一律流放。
这么看来，士匄还是念旧情的，虽然将枝繁叶茂的栾氏一族连根拔起，但始终没有灭其族，只是绞其党羽，体现了其温情的一面。
作为政治家来说，温情便是一把逆刃刀，不知领情的栾盈恩将仇报，让后来的士匄深受其噬，而后的一系列活动，终将使栾氏一族在河北大地上销声匿迹。
那是后话，因为目前来看，被驱逐出境的栾盈还是很犯愁的，因为在他的面前有三个逃亡选择——齐国、楚国和秦国。
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让他东山再起，或者东山起不来，而他最终的选择又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