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轴心时代


小说:大楚820   作者:子楚望月   类别:上古先秦   加入书签   【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更新慢了/点此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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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氏是一个国家,分布在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一带,在柏举之战期间也没少给楚国惹乱子,但蛮氏国君蛮子赤显然显得有恃无恐,对楚国不削一顾。
  究其原因,还是蛮氏的地段好,地处成周洛邑附近,楚国若是兴兵讨伐,势必引起中原诸侯的强烈关注,认为此举有北上复霸、再次问鼎的可能,还可能威胁到周王室的安危。
  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楚人复仇的决心。
  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夏,楚国在攻克夷虎后,以“吴将溯江入郢”为由“谋北方”,同时将军队驻扎在楚境以北的负函和缯关(今河南方城县北)。
  为掩人耳目,不刻意制造国际争端,楚国没有动用正规军,而是命左司马皈(guī)、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征集上蔡(原蔡国)、方城之外的民兵,将这些民兵整编为志愿军形式出境作战,迅速向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二地发起攻击。
  另一方面,楚将单浮余则在志愿军的掩护下,帅领楚军精锐围攻蛮氏(其地在霍之西,今河南汝阳东南),蛮氏不敌,国君蛮子赤向西逃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东北)避难。
  蛮子赤以为跑到了晋国,楚国碍于两国弭兵之盟便会放过他,但他想错了,就算他渡过黄河到达晋国腹地,楚人也一样要报复。
  楚司马子期又征集丰(今陕西山阳县)、析(今河南淅川、西峡、内乡一带)二地之人和狄戎之民为兵,逼近上雒(今陕西洛南县东南),随后兵分两路,一路进驻菟和(菟和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另一路进驻仓野(今陕西商县东),对阴地构成左右夹击之势。
  阴地为晋东南之要地,此地如失守,晋都新绛门户洞开,晋国也亲命大夫守卫,以示重要,守卫此地的大夫叫做士蔑。
  此时楚国的声势如日中天,面对晋国毫不妥协,司马子期派人威胁晋国阴地大夫士蔑:“晋楚有弭兵之盟,‘好恶同之’,希望晋国遵守盟约,交出蛮子赤,否则,我们将打通少习关(武关),西联秦军,东取阴地,北渡黄河,直逼晋都。”
  语气之强硬,丝毫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士蔑惊恐万分,立即派人报告执政大臣赵鞅,此时晋国的内乱升级,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宁跪正带着大批援军救援范氏,并围攻五鹿,形势极为严峻,往日盛气凌人的赵鞅只得妥协道:“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
  士蔑也是一个实在人,生怕此事做不周全惹得楚国不高兴,又担心硬抓蛮子赤引起动乱,便哄骗蛮子赤,答应给他封邑并帮他们修城,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占卜。
  晋国一代霸主,说话向来诚信可靠,蛮子赤很高兴,不假思索的号召分散在各处的蛮人在三户(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聚集,打算集体观看占卜的盛况场面,结果很意外,被士蔑一网打尽,移交给司马子期。
  司马子期又以同样的方法,诈称给蛮子赤“致邑立宗”,再次诱其分散四处的蛮人,将他们全部俘获后移迁南方。
  至此,楚国的复仇行动圆满结束,在柏举之战中背叛楚国的属国全部亡国,抑或迁都。从古至今都可以看到,小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下场的不太好。
  与此同时,晋国为进一步向楚表示友好,晋定公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楚国,楚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楚国的“改纪其政”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向着复霸的顶峰大步前行。
  但凡一个国家最辉煌、实力最雄厚的时期,也是统治阶级的欲望马力全开的阶段,一旦生产资料过剩,必然会催生战争的兴起,从而推动文明的进程——如果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它的文明程度不相匹配,就有亡国的危险。
  现阶段楚国的实力为诸郡首、政清人和,人心所向、上下团结,正是开动国家机器的大好时机,但大仇得报的楚昭王没有继续扩张版图,而是继续实行息兵养民、发展生产的策略,因为楚昭王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庞大的帝国仅仅用战争来推动它的文明进程,就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加速衰亡——穷兵黩武往往就是亡国先兆。
  要想国家机器稳妥而持续的运行,保持长久的活力和富强,必须以文明为依托,发展先进文明。
  吴王夫差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但还是亡国了。
  楚昭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如何发展?楚昭王没有答案,所以整天愁眉苦脸,相当郁闷。
  郁闷了就想出门旅游。
  一日,楚昭王欲往一个名胜之地荆台(今监利县西三十里土洲之南)游猎,文武大臣听闻都暗道不妙:莫非楚王要效仿昏君,贪图享乐了吗?
  司马子期忠言直谏:“荆台风景秀丽,‘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使人流连忘返,大王去了必会疏于朝政,无心治理,楚国危矣。”
  楚昭王很生气,自己废寝忘食、日理万机,给自己放个假国家就危了?于是反应也很强烈,斥退了子期,传令备车出游。
  此时,令尹子西驾着马车来到楚昭王面前,躬身施礼道:“荆台为游览名胜,当此仲春之际,花草争妍,鸟兽群集,正是大好的游猎时节,岂能错过?”
  楚昭王听了大喜,拍着令尹子西的肩头说:“还是令尹体贴寡人,寡人与令尹同游共乐如何?”
  令尹子西感恩不尽,乘车护驾出游。
  大约行了十里路的光景,令尹子西忽令车驾暂行,向楚昭王奏道:“臣欲言有道,大王肯听否?”
  楚昭王说:“令尹姑且奏来。”
  令尹子西说:“‘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司马子期谏阻出游,实为忠臣;臣贺王出游,实为谀臣。愿王赏忠诛谀,整饬纪纲,使佞臣不敢再以游乐惑君。”
  楚昭王一听就明白了,羞愧难当,但还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说道:“司马诚属忠臣,不过只能谏阻寡人,如果后代楚王游览荆台而没有人劝阻怎么办呢?”
  令尹子西不依不饶,说:“这个好办,大王千秋万岁之后,遗命筑山陵于荆台之上,后世子孙必不敢游于父母陵墓之前,以取欢乐。”
  于是,楚昭王接受了子西的谏阻,立即停止游猎荆台,驾车还宫。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有一个人听闻此事,意识到这件事背后所体现的楚国政治气候,不禁感慨道:“‘至哉子西’,跟着昭王十里而劝谏他,给百世之后作了一个表率,消除了隐患啊。”
  这句话不久也传到楚昭王耳中,楚昭王大喜:“我找到要找的人了。”
  这个人叫做“孔丘”,著名的“孔子”。
  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诞生了。
  他的名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近乎陌生,但如果提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命题,那一定会令人振聋发聩——“轴心时代”。
  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北纬30度上下的圈子里,有四个神奇的国度——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
  虽然这四个国度的文明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工业、商业自上古以来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但仍然处于战火弥漫、诸国纷争,靠武力说话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朝夕不保的环境,统治者们便开始盘算一个问题:国家该如何治理,人民该如何统治。
  毕竟没有一个统治者希望他的政策出现失误,导致他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困境,他们需要治国理政的国策,需要统治阶级的统治宝典。而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切困境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
  在统治者经验不足、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冥想的情况下,便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来分担这个问题,他们将自己毕生的经历和智慧,总结出不同的思想原则,形成独特的普世价值和系统的治国理念,产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
  于是,这些被千山万水阻隔的四个地区的思想家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仿佛相互约定好了一样,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思想原则,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
  并且,这些前卫、激进的思想家将他们治国理政的思想推荐给统治者,帮助其统治,实现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比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超越人类意识边界的、同时迸发的各种思想传统的神奇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直到今天的我们,也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
  神奇的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以色列的犹太教的先知们,有古印度的释迦牟尼,有中国的孔子、老子……
  那个时候百家争鸣,思想和文化争芳斗艳、激烈碰撞,在历史的星河中,如同璀璨的烟花一般,辉煌灿烂、群星闪烁,他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古希腊先哲逐渐重视理性思辨,探索客观事物的真理,触发了西方早期科学的诞生;古印度直接越过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跳跃到心的层面,探索人类的痛苦根源,实现解脱之道;而中国先哲们更多的是探索治国富民之道,当然其指导思想也是基于对宇宙万物规律的思考,在《道德经》中能发现老子对宇宙根源的思考,如世界万物,有生于无。
  这些文化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尤其是儒学的孔孟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治世格局,孔子——也成为如今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其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周初“三监之乱”后,周成王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
  微子启本为子姓,宋氏,待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能再延用先辈的氏了,只能另起新氏,于是孔父嘉这一房便直接用他的字作为新的氏,为孔氏。
  孔子的父亲孔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还取了一个当地的贵族女子颜徵在为妻。
  中国古代礼仪认为结婚生育的合适年龄,男性应该在16至64岁之间,女性应该在14岁至49岁之间,凡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都是不合礼仪的。
  孔纥当时多少岁呢?六十六岁。
  颜徵在当时多少岁呢?不到二十岁。
  无论古今,夫妻年龄相差太大为婚于礼不合,不能明媒正娶,孔纥与颜徵在便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后诞下一子,因夫妻二人曾去尼丘山祈祷,故将此子起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何时出生也是一件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各异,至今尚无明确。
  民国期间,是以民间接受程度较高的《谷梁传》所记载的孔子诞辰日期为标准,即鲁襄公二十二年乙酉月庚子日(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
  将其推算为西历,但西方主要历法有两部,即“儒略历”和“格里历”,分别推算为“儒略历公元前551年10月4日”和“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最终,民国政府选择了主流的“格里历”,并将当时的“教师节”定为9月28日。
  但《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一点相同的是,它们都记载孔子出生之年有日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便有学者根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和“儒略历”推算,孔子的生辰应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二十一日(庚子日),即公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推算比较复杂,涉及西历不同计法和天文学,在此就不介绍了。
  不可否认的是,“野合”而生的孔子并不妨碍孔子之伟大。
  孔子的治国思想就是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他继承中创新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而这些思想,正是楚昭王梦寐以求的治国方略,便萌生聘请孔子到楚国讲学。孔子听到了也很高兴,从公元前497年开始周游列国匡扶周礼,期间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已近十年却毫无进展,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碰上识货的楚昭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孔子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却让他遭受无妄之灾,一度性命堪忧,险些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