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我读书多一点（大部分是理工类），又是在从事文化相关工作，希望我能够给他们一个很简单、很清晰的阐释。
很惭愧，文化这个范围太大了，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非常困难。
个人认为，文化是一种泛概念的意识，包罗万象，每个人都会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领悟，也有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努力探究，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
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这也很正常，如果能简简单单给一种现象予以解释，那这种现象的生命力必然是昙花一现的。
大道至简，悟者天成。虽然文化难以定义，但我们追根溯源、挖掘各种文化的起源和本质，却又是那么的熟悉。
在《易经》中，对文化有过这样的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约称之为“人文化成”，也既“文化”，其本质就是一种“以文教化”。通过观察天象，来了解宇宙观，包括世界万物的运动规律和法则，从而建立人伦及社会与天象间的联系，用这些教化、改变、造化人的本性，使之顺天而行，修心重德。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也就有了盟主，盟主不希望看到这个江湖一团糟，就开始制定门规，从衣食住行到为人处世、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都遵循一套标准，历经传承形成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文化。
简单点说，文化是一种帝王之术、管理法则，是一种精神统治工具，它击穿人们的精神内核，把每个人在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价值，通过纲常礼教进行思想上的强制约束，继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的文化，便是一个“礼”字。
从夏、商的“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到“周道尊礼”，按照孔子的话说，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乐制，是一种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互相认同世代传承的凝聚力，千百年来，“礼”就是中国社会、人生的基本准则，“礼”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故中华者，礼乐之邦也。
孔子是礼乐制的绝对拥护者——“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
文化自信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启国家富强的唯一密钥。
自从楚庄王引进中原文化后，楚人便开始享受文化兴国带来的红利，楚昭王能够复国，也是因为楚文化带来的人心所向、笃定内心的精神向阳力，他敏锐意识到，作为南方文化之荦荦大端，礼乐文明正是楚国伟大复兴的重点所在。
四处碰壁的孔子正是贤能之士，跟随的弟子也是当世人杰，如若楚昭王能得到孔子师徒的辅政，楚国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得知楚昭王将礼聘孔子，弟子宰予、冉有兴奋不已，他们认为如果把孔子的政治智慧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宏伟愿望。
他们也担心清高的孔子不愿出仕于楚，跑去打探孔子意愿：“姜太公隐居修身多年，不改初衷，直到八十岁时遇见了周文王，他才放弃隐居生活，出仕辅佐周文王成就了王天下的伟业。许由则是帝尧时期的隐士，他标榜清高，崇尚自然，终生不愿为世事所累，帝尧让天下于他，他却推辞不受。请问他们二人谁更贤达？”
孔子是一个主张积极入仕的理想主义者，得到楚国的礼聘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消息，他对宰予、冉有说道：“各人的理想不同而已，姜太公的人生信仰则是兼利天下，许由的人生信仰是独善其身，他们分别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必要分出优劣高下。不过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关键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帝王是否圣明。当今之世，像周文王一样仁德贤明的帝王已经遇不到了，所以即使姜太公再世，又有谁能赏识重用呢？”
孔子深深的舒展了一口气，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楚王是一个懂道之人，我必将生平所学，助力重振泱泱大楚。”
不仅楚庄王意识到孔子将给楚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蔡国的大夫也高度认同这一观点，孔子不仅能够将先进文化带到楚国，还能够找到楚国的“七寸弊端”，针砭时弊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果被楚国聘用，蔡国就很危险了。
蔡国国君蔡成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派兵在陈、蔡边境处将孔子师徒团团围住，让孔子放弃出仕楚国的想法，孔子义正言辞、坚决不从。
孔子师徒一连被困多日，干粮也都吃完了，很多弟子奄奄一息。饥肠辘辘之下，不少弟子对孔子复辟西周礼制的政治理想提出质疑，但此时的孔子仍然斗志昂扬，比平时更加慷慨激昂地讲授学问，用琴瑟伴奏不停地朗诵诗经、歌唱、弹琴。
于此同时，孔子也分别把子路、子贡、颜回几位核心弟子找来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坚定修身求道的信念，带动其他弟子共同克服眼前的困难。
孔子首先找来子路，问道：“您觉得我们的‘道’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子路本来对孔子富有成见，认为孔子提出的仁、智、信远没有达到被人信任的程度，应该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就无法摆脱眼前的困境，他说道：“‘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老师积德怀义已经很久了，落到这种地步想必是老师的仁德和智慧还不够吧，所以人们还不信任我们，不愿推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回道：“仲由啊，你以为仁德的人就一定被人相信吗？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被饿死在首阳山上。你以为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被任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剖心。你以为忠心的人必定会有好报？那么关龙逢就不会被杀。遇不遇到贤明的君主，是时运的事；贤还是不贤，是才能的事。君子学识渊博深谋远虑而时运不济的人多了，何止是我呢！况且芝兰生长在深林之中，不因为无人欣赏而不芳香；君子修养身心培养道德，不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如何做在于自身，是生是死在于命。因而晋国重耳的称霸之心，产生于曹卫；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会稽。所以说居于下位而无所忧虑的人，是思虑不远；安身处世总想安逸的人，是志向不大，怎能知道他的终始呢？”
子路出去了，孔子叫来子贡，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子贡认为孔子的“道”过于理想化，脱离实际，“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建议孔子将所谓的“道”降低下标准，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实施。
孔子回道：“子贡啊，好的农夫会种庄稼，不一定有好的收成；好的工匠能做精巧的东西，不一定能顺遂每个人的意愿；君子能培养他的道德学问，抓住关键创立政治主张，别人不一定能采纳。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道德学问，反而想降格来敬合取容，这说明你的志向不远大，思想不深远啊。现在我们被困于此，您还是想办法让我们脱困吧。”
子贡出去以后，颜回进来了，孔子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颜渊则给了孔子很大的自信，他认为各国当政者目光短浅，不能接受孔子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只要坚持自我，方显君子本色，终究会迎来转机。
孔子欣然而笑。
不几日，子贡顺利找到楚军驻地，向楚昭王通报情况，楚昭王立即派兵前来营救，孔子等人才脱离困境，顺利到达楚国。
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当世最强大的君主，即将风云际会，天下为之侧目。
楚昭王深知孔子知识渊博，早在孔子居陈国的时候，陈湣公就曾拿着一只杆长一尺八寸、石制箭头的箭，向孔子询问来历，孔子一眼就断定此箭是北方肃慎国向周武王敬献的贡物，周武王又把这些箭分给同姓的诸侯，陈国也分得几只。陈湣公将信将疑，派人到仓库去查，一查，果然有，便对孔子大为佩服。
于是，楚昭王便向孔子询问十六年前回国时在汉水中遇见的一个红色的大果子是什么，十分好吃，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
仅凭口述，知识储备再丰富的孔子也不可能判断是什么果子，并且孔子“五谷不分”，就算把果子放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为何物，眼下这种情况只能先往“道”上忽悠，走一步看一步，于是孔子神神叨叨的说“此乃浮萍果也，食之得复兴之道也。”
楚昭王想到当初复主郢都，适逢大战刚息，百废待兴，君臣齐心想尽了方法来安定局势、恢复秩序、建立威信，才得以迅速的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才有了如今的盛世康庄，便对孔子说的话笃信不疑，心里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
楚昭王又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十分肯定了楚昭王复国以来所作的一切努力，感叹说道：“由自己遵循天道纲常，按照原来的治理国家的纲领就可以了（‘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说的楚昭王又是一阵激动，看待孔子的眼光更加的温柔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段蜜月期，孔子和楚昭王形影不离，互相交换治国理政的思想，此时的孔子已经对“礼”的内在精神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也形成了超越时空维度的思想。
他以礼治国的思想，不再限于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心怀天下，心怀世代。楚昭王问孔子：“十代以后，还有没有“礼”？”孔子说：“‘礼也者，合于天时’。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不会变。”
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尽管有所“损益”，但礼的内涵却大致不变，礼之“决嫌疑”、“济变”、“弥争”的功能不会变。
两千年后的今天，传统的礼乐文化之精华在现在这个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的社会，依然能够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仍然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维护社会秩序。
礼，中华也。
楚昭王接受了更为高级的文明思想，身心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愈发看见清爽的天空与无尽的未来，畅汗淋漓之下打算封给孔子七百里书社地。“里”是古代居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里为二十五户人家，七百里则为一万七千多户，这个数目确实有点夸张，估计楚昭王当时只是口头说说的，未必当真。
令尹子西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讶，从他的立场来说，孔子来了肯定要从皇亲国戚里面夺权，仅仅是孔子一人也就罢了，但他的弟子也太优秀了，优秀到完全可以取代他们，就算将楚国大臣换一遍，孔子的弟子还有富余。
于是，他问楚昭王：“您派往诸侯各国的使者有比子贡更出色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子西又问道：“您身边的辅佐大臣有比颜回更优秀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子西继续问道：“您手下的战将有比子路更勇猛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子西最后问道：“您朝中的官吏有比宰予更干练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令尹子西接着说道：“楚国先祖受封于周王，当时受封的土地和人口不过五十里，爵位也很低。现在孔丘遵从上古帝王的法度，继承周朝先王的事业，如果您再封给他大片土地和众多人口，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京，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口不过区区百里，然而最终却能坐拥天下，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现在让孔丘拥有七百里的土地和人口，再加上孔门有一大批才干出众的弟子全力辅佐，这对于楚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楚昭王一听这话，思索良久不能回答。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只想用孔子，却没想到孔子有很多优秀的弟子，给孔子封地无异于养虎为患。孔子学的是周礼，尊的是周王，信奉的是君君臣臣，如果有一天楚国代周，孔子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正在楚昭王犹豫不决之时，突然得到军情——吴国来袭。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我读书多一点（大部分是理工类），又是在从事文化相关工作，希望我能够给他们一个很简单、很清晰的阐释。
很惭愧，文化这个范围太大了，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非常困难。
个人认为，文化是一种泛概念的意识，包罗万象，每个人都会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领悟，也有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努力探究，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
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这也很正常，如果能简简单单给一种现象予以解释，那这种现象的生命力必然是昙花一现的。
大道至简，悟者天成。虽然文化难以定义，但我们追根溯源、挖掘各种文化的起源和本质，却又是那么的熟悉。
在《易经》中，对文化有过这样的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约称之为“人文化成”，也既“文化”，其本质就是一种“以文教化”。通过观察天象，来了解宇宙观，包括世界万物的运动规律和法则，从而建立人伦及社会与天象间的联系，用这些教化、改变、造化人的本性，使之顺天而行，修心重德。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也就有了盟主，盟主不希望看到这个江湖一团糟，就开始制定门规，从衣食住行到为人处世、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都遵循一套标准，历经传承形成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文化。
简单点说，文化是一种帝王之术、管理法则，是一种精神统治工具，它击穿人们的精神内核，把每个人在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价值，通过纲常礼教进行思想上的强制约束，继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的文化，便是一个“礼”字。
从夏、商的“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到“周道尊礼”，按照孔子的话说，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乐制，是一种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互相认同世代传承的凝聚力，千百年来，“礼”就是中国社会、人生的基本准则，“礼”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故中华者，礼乐之邦也。
孔子是礼乐制的绝对拥护者——“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
文化自信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启国家富强的唯一密钥。
自从楚庄王引进中原文化后，楚人便开始享受文化兴国带来的红利，楚昭王能够复国，也是因为楚文化带来的人心所向、笃定内心的精神向阳力，他敏锐意识到，作为南方文化之荦荦大端，礼乐文明正是楚国伟大复兴的重点所在。
四处碰壁的孔子正是贤能之士，跟随的弟子也是当世人杰，如若楚昭王能得到孔子师徒的辅政，楚国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得知楚昭王将礼聘孔子，弟子宰予、冉有兴奋不已，他们认为如果把孔子的政治智慧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宏伟愿望。
他们也担心清高的孔子不愿出仕于楚，跑去打探孔子意愿：“姜太公隐居修身多年，不改初衷，直到八十岁时遇见了周文王，他才放弃隐居生活，出仕辅佐周文王成就了王天下的伟业。许由则是帝尧时期的隐士，他标榜清高，崇尚自然，终生不愿为世事所累，帝尧让天下于他，他却推辞不受。请问他们二人谁更贤达？”
孔子是一个主张积极入仕的理想主义者，得到楚国的礼聘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消息，他对宰予、冉有说道：“各人的理想不同而已，姜太公的人生信仰则是兼利天下，许由的人生信仰是独善其身，他们分别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必要分出优劣高下。不过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关键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帝王是否圣明。当今之世，像周文王一样仁德贤明的帝王已经遇不到了，所以即使姜太公再世，又有谁能赏识重用呢？”
孔子深深的舒展了一口气，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楚王是一个懂道之人，我必将生平所学，助力重振泱泱大楚。”
不仅楚庄王意识到孔子将给楚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蔡国的大夫也高度认同这一观点，孔子不仅能够将先进文化带到楚国，还能够找到楚国的“七寸弊端”，针砭时弊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果被楚国聘用，蔡国就很危险了。
蔡国国君蔡成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派兵在陈、蔡边境处将孔子师徒团团围住，让孔子放弃出仕楚国的想法，孔子义正言辞、坚决不从。
孔子师徒一连被困多日，干粮也都吃完了，很多弟子奄奄一息。饥肠辘辘之下，不少弟子对孔子复辟西周礼制的政治理想提出质疑，但此时的孔子仍然斗志昂扬，比平时更加慷慨激昂地讲授学问，用琴瑟伴奏不停地朗诵诗经、歌唱、弹琴。
于此同时，孔子也分别把子路、子贡、颜回几位核心弟子找来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坚定修身求道的信念，带动其他弟子共同克服眼前的困难。
孔子首先找来子路，问道：“您觉得我们的‘道’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子路本来对孔子富有成见，认为孔子提出的仁、智、信远没有达到被人信任的程度，应该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就无法摆脱眼前的困境，他说道：“‘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老师积德怀义已经很久了，落到这种地步想必是老师的仁德和智慧还不够吧，所以人们还不信任我们，不愿推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回道：“仲由啊，你以为仁德的人就一定被人相信吗？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被饿死在首阳山上。你以为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被任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剖心。你以为忠心的人必定会有好报？那么关龙逢就不会被杀。遇不遇到贤明的君主，是时运的事；贤还是不贤，是才能的事。君子学识渊博深谋远虑而时运不济的人多了，何止是我呢！况且芝兰生长在深林之中，不因为无人欣赏而不芳香；君子修养身心培养道德，不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如何做在于自身，是生是死在于命。因而晋国重耳的称霸之心，产生于曹卫；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会稽。所以说居于下位而无所忧虑的人，是思虑不远；安身处世总想安逸的人，是志向不大，怎能知道他的终始呢？”
子路出去了，孔子叫来子贡，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子贡认为孔子的“道”过于理想化，脱离实际，“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建议孔子将所谓的“道”降低下标准，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实施。
孔子回道：“子贡啊，好的农夫会种庄稼，不一定有好的收成；好的工匠能做精巧的东西，不一定能顺遂每个人的意愿；君子能培养他的道德学问，抓住关键创立政治主张，别人不一定能采纳。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道德学问，反而想降格来敬合取容，这说明你的志向不远大，思想不深远啊。现在我们被困于此，您还是想办法让我们脱困吧。”
子贡出去以后，颜回进来了，孔子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颜渊则给了孔子很大的自信，他认为各国当政者目光短浅，不能接受孔子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只要坚持自我，方显君子本色，终究会迎来转机。
孔子欣然而笑。
不几日，子贡顺利找到楚军驻地，向楚昭王通报情况，楚昭王立即派兵前来营救，孔子等人才脱离困境，顺利到达楚国。
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当世最强大的君主，即将风云际会，天下为之侧目。
楚昭王深知孔子知识渊博，早在孔子居陈国的时候，陈湣公就曾拿着一只杆长一尺八寸、石制箭头的箭，向孔子询问来历，孔子一眼就断定此箭是北方肃慎国向周武王敬献的贡物，周武王又把这些箭分给同姓的诸侯，陈国也分得几只。陈湣公将信将疑，派人到仓库去查，一查，果然有，便对孔子大为佩服。
于是，楚昭王便向孔子询问十六年前回国时在汉水中遇见的一个红色的大果子是什么，十分好吃，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
仅凭口述，知识储备再丰富的孔子也不可能判断是什么果子，并且孔子“五谷不分”，就算把果子放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为何物，眼下这种情况只能先往“道”上忽悠，走一步看一步，于是孔子神神叨叨的说“此乃浮萍果也，食之得复兴之道也。”
楚昭王想到当初复主郢都，适逢大战刚息，百废待兴，君臣齐心想尽了方法来安定局势、恢复秩序、建立威信，才得以迅速的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才有了如今的盛世康庄，便对孔子说的话笃信不疑，心里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
楚昭王又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十分肯定了楚昭王复国以来所作的一切努力，感叹说道：“由自己遵循天道纲常，按照原来的治理国家的纲领就可以了（‘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说的楚昭王又是一阵激动，看待孔子的眼光更加的温柔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段蜜月期，孔子和楚昭王形影不离，互相交换治国理政的思想，此时的孔子已经对“礼”的内在精神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也形成了超越时空维度的思想。
他以礼治国的思想，不再限于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心怀天下，心怀世代。楚昭王问孔子：“十代以后，还有没有“礼”？”孔子说：“‘礼也者，合于天时’。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不会变。”
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尽管有所“损益”，但礼的内涵却大致不变，礼之“决嫌疑”、“济变”、“弥争”的功能不会变。
两千年后的今天，传统的礼乐文化之精华在现在这个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的社会，依然能够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仍然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维护社会秩序。
礼，中华也。
楚昭王接受了更为高级的文明思想，身心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愈发看见清爽的天空与无尽的未来，畅汗淋漓之下打算封给孔子七百里书社地。“里”是古代居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里为二十五户人家，七百里则为一万七千多户，这个数目确实有点夸张，估计楚昭王当时只是口头说说的，未必当真。
令尹子西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讶，从他的立场来说，孔子来了肯定要从皇亲国戚里面夺权，仅仅是孔子一人也就罢了，但他的弟子也太优秀了，优秀到完全可以取代他们，就算将楚国大臣换一遍，孔子的弟子还有富余。
于是，他问楚昭王：“您派往诸侯各国的使者有比子贡更出色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子西又问道：“您身边的辅佐大臣有比颜回更优秀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子西继续问道：“您手下的战将有比子路更勇猛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子西最后问道：“您朝中的官吏有比宰予更干练的吗？”
楚昭王摇头：“没有。”
令尹子西接着说道：“楚国先祖受封于周王，当时受封的土地和人口不过五十里，爵位也很低。现在孔丘遵从上古帝王的法度，继承周朝先王的事业，如果您再封给他大片土地和众多人口，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京，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口不过区区百里，然而最终却能坐拥天下，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现在让孔丘拥有七百里的土地和人口，再加上孔门有一大批才干出众的弟子全力辅佐，这对于楚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楚昭王一听这话，思索良久不能回答。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只想用孔子，却没想到孔子有很多优秀的弟子，给孔子封地无异于养虎为患。孔子学的是周礼，尊的是周王，信奉的是君君臣臣，如果有一天楚国代周，孔子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正在楚昭王犹豫不决之时，突然得到军情——吴国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