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平吴，声威大震，中原各国包括楚国弹冠相庆，喜大普奔。
越王勾践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十分低调，他汲取吴国亡国的教训，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争取列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兴旺越国，开创贤君之治，于是，他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还给了鲁国，并将淮上之地送给楚国，以修补与各国之间的裂痕。
随后，越王勾践应周元王之邀，以兵北渡淮水，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南）与齐、晋诸侯会盟，并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更是赏脸，派人赏赐祭肉给勾践，称他为“伯”——“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世家》）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这就是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
五年后（公元前468年），越国迁都琅琊（今连云港市锦屏山九龙口），开始经营北方，巩固霸业。
楚越二国和睦相处，对楚国来说无疑是休养生息的黄金机会，国力稳步提升，直到二十五年后越王朱勾即位，情况才发生转折。
公元前465年，越王勾践去世，其子鹿郢即位。越王鹿郢励精图治，带领越国成为一个大国。七年后，越王鹿郢去世，其子不寿即位。越王不寿并没有像勾践时代那样富于侵略，而是在列国默默无闻起来。公元前448年，其子朱勾发动政变，杀害越王不寿后自立为王。
越王朱勾不似他父亲般碌碌无为，他很崇拜他的祖父越王勾践，在他的带领下，越国成为其历史上国势最强、武功最为显赫的国家，墨子也曰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楚国也似乎看出越王朱勾的野心，在越王朱勾自立为王次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惠王为夺取淮北制霸权，发兵灭蔡。
越国无力统治江淮、淮北地区，楚国又趁机扩张到泗水一带。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惠王又灭亡古国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尽吞其地，完全掌控了淮河流域。
随着楚国的东进，楚越双方矛盾不断加深，连年在长江发生舟战。从之前楚水师的一贯表现来看，不敌越水师是常态，直到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他就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军工专家——公输班。
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称号——鲁班。
之前，楚水师与越水师在长江上进行船战，楚水师顺流而进，逆流而退，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战况不佳，很难退却。反之，越水师能够全身而退。越国凭着这种水势，屡次打败楚国。
后来，鲁班从鲁国南游到了楚国，楚惠王的热情聘请其为大夫，并给与很高级别，鲁班也不辱使命，为楚水军发明了水战利器——“钩”和“拒”。
当敌军处于劣势时，“钩”能把敌军的船钩住，像拔河一样不让它逃跑，上去就是一顿猛揍；当敌军处于优势时，“拒”能抵挡住敌军的船只，不让它靠近。楚军有了“钩”、“拒”后，无往不胜，多次打败越国。
有了鲁班这个军工专家后，楚惠王又开始动脑筋了，他想追随先辈遗志北上争霸，这一次，他的目标很直接——宋国。
鲁班先生也是不负众望，再次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针对宋国城墙高厚浑实的特点，他为楚惠王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架攀墙越城、登高瞰敌的武器——云梯。
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一经传扬，各国诸侯吃惊不小，对其关注度也高，加之宋人得知楚惠王准备拿他们当做新武器的试验品时，更觉大祸临头。
公元前439年（楚惠王五十年），楚惠王集结军队，准备亲率大军北上伐宋。
当时中原大国都陷入内乱，除了向宋国表示同情外别无他法，危急关头，宋国宋后昭公决定冒一次险，他将宋国的安危全部寄托在一位整天劝他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念的大夫身上，他的名字叫做墨翟（dí）。
墨翟，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也是墨家学派创始人，时至今日，我们一般称其为“墨子”。
墨子先祖殷商王室，他是宋国宋襄公的哥哥大司马目夷的后代，但他出生时家室早已破落。
作为农民出身的他，墨子是十分厌恶战争的，攻战之害使得处于阶级底层的百姓“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他从小便树立为和平奋斗终生的理想，立志为百姓生存奔波，当有人告诉他儒学可以救世时，当即弃农从儒，踏上寻找真理之路。
他穿着草鞋，步行山川，沿着孔子的脚步在战火纷飞的诸国之间穿梭往来，从师天下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寄希望于礼仪，施仁德于天下。
在不断游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被世人所推崇的儒学不能挽华夏之危难，救苍生于水火。
在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时期，繁文缛节的儒家讲的是君臣父子、讲的是天地鬼神命运，这样一来只会加剧各阶层的鸿沟，成为上层阶级统治、压迫下层阶级的一道思想枷锁，更为严重的是，儒学所隐含的另一层面的思想——天下一统。
如果对这句话充满很多问号，那么我来解释下。
儒家终极目标是什么？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不对！那是思想，服务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
在很早之前，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
换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儒家是修身、齐家、治国，这三点要素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便是儒家的终极目标——平天下。
何为天下？——目之所及，凡大川大山大河大泽者，皆为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
既然儒家终极目标是要“平天下”，那么一山自然容不下多虎，于是，兼并便成为儒家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
指望诸侯放下屠刀、和平兼并那是痴心妄想，于是，战争便成为服务这个手段的唯一工具。
“兼国覆军，贼虐万民”，这一切与墨子的和平理想相距甚远。
墨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他觉得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
于是，他对儒家的“仁”做了进一步改进和阐述，提出“兼爱”一说：如果天下人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么诸侯间便没有攻伐了，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兼爱”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它摒弃了儒家带有宗法等级制的“仁”，既带有“忠恕”含义的“仁政”。
“兼爱”则主张无阶级、无国界的“仁”，既“使天下兼相爱”，这是墨子与孔子的主张最大的一个不同。
光有“兼爱”这个口号还不行，你还得想办法付诸实施，否则就是满怀理想抱负的乌托邦，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空想家”。
庆幸的是墨子不是“空想家”，他是一名知行合一的行动派，这是他区别于天下士君子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他主张“兼爱”，自然要反对“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反对贵族欺压下层民众，反对一切的不平等。
因此，墨子又提出一个实现“兼爱”的必要理念——“非攻”。
“非攻”的内涵并不拘泥于字面“不进行攻伐”的意思，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对“义”的战争是相当支持的，比如楚国向东南拓土千里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战争，北上争霸就是不义的战争。
具体来讲，“非攻”注重自卫战争，主张“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
在黑暗了无数春秋的天下，天下也必将迎来曙光，哪怕是惊鸿一瞥，哪怕星光般掠过，墨家也会光芒万丈般划开残冷的黑幕。
至此，伟大的墨家学派核心思想“兼爱”和“非攻”就此诞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兼爱”和“非攻”那么好，具体如何实施呢？总不能指望所有人一夜之间突然大彻大悟、明心见“爱”，不欺凌弱小吧。
天下人昂首以盼——看笑话。
墨子之所以能成为墨子，是因为他不同寻常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发现凡事都是由一国之主所引导，如果君主能做到“兼爱”和“非攻”，“则士众能为之”。
墨子抓住了关键问题中的关键人物——君主，如果君主能用“兼爱”和“非攻”行之于政，士人、百姓便能将“兼爱”和“非攻”实之于行。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让君主接受一介平民的学说？
对于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的墨子表示不是大难题，因为他早已意识到一个学说被认可的必要条件，就是包括阶级基础在内的该学说的群众基础。
这句话有点拗口，直观表述就是：人民群众是一个党派的执政基础。
这是相当非常超前的一个认识。
先秦时期战乱频发，世人流离失所，“士”和“工匠”阶层都希望社会安定、停止战争，于是，为社会弱者发言的墨家学说迅速得到响应和推广，大批的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开始追随墨子，为墨家学说迅速奠定群众基础。
这些追随墨家学说的群众迅速形成了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兼爱”）、武装（“非攻”）团体，其首领称“钜子”，成员称“墨者”，墨子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任“钜子”。
其中的学术团体皆是满腹经纶雄辩之才，他们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如果不被采纳就迅速辞官。
其中的武装团体皆是胸怀大义侠肝义胆之士（“墨子之门多勇士”），他们游离于各国政治势力之外，在诸侯的混战中起着平衡各方实力的作用，在很多小国在无力抵御大国侵扰的时候，他们不计代价，“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来帮忙抵御侵略。
这个团体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政治纲领和行动宣言，按照现在治安法的条款来定性，墨家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黑社会”。
所以说现在的黑社会不应该拜关公，应该拜墨子。
这就是学历史的重要性——没文化连祖宗都会认错。
与一般黑社会流氓性质不同的是，墨家弟子心怀“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的崇高理想，在“墨钜子”的教导下，他们以救世为己任，成为在乱世中为“兼爱”急奔呐喊的墨侠。
他们生活清苦，“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他们没有收入，所需经费都是出仕的墨者倾囊资助；他们纪律严明，“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他们“万事莫贵于义”，为天下百姓谋利。
秀才也要练肌肉，这样说的话才有力量。既然行侠仗义，那么必须就要身怀绝技；既然主张“非攻”，帮助小国抵御大国的侵袭就要有点真本领。
我们伟大的老祖先又一次站出来告诉大家一个真理——科学技术放在哪里都是第一生产力。
墨家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达到甚至超越如今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水平，成为引领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团体。而这些知识，在防御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而做到这一切，墨子不到三十岁——他是一个思维领先于时代的人，放到现在更是超越院士级别的存在，其本人也被后人尊称为“科圣”。
墨子是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科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更是身体力行的和平主义者。
听闻楚惠王即将带着高科技武器攻打宋国，墨子决定带领墨者亲赴楚国会见楚惠王，劝其放弃攻打宋国的想法。日夜兼程，急行十天十夜便从宋都至郢。
墨子首先找到鲁班，劝他不要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战争上，也不应支持楚惠王攻打宋国。当时是各为其主，鲁班自然不会同意他的请求。墨子又请求他带去见楚王，鲁班想了想便同意了。
在楚惠王面前，墨子十分诚恳的说道：“楚国纵横五千里，人口众多，且土地富饶，物产丰富；而宋国疆域狭窄，不过区区五百里，土地贫乏，物产也不丰富。若楚攻宋，就像一个富人抛弃自己装饰华贵的车马，却要去坐穷人家的破车；不穿绣花绸袍，却要偷穷人的短旧褂子；不吃自己的美味佳肴，却要偷吃穷人的米糠酒渣。楚国有云梦泽，那里满是犀兕、麋鹿之类，长江、汉水里的鱼、鳖、鼋（yuán，鳖科）、鼍（tuó，扬子鳄）多得天下无比；宋国却是个连野鸡、兔子、鲤鱼都没有的地方。楚国有松、梓、楩、楠、樟这些大树，宋国却没有什么大树。我认为大王攻打宋国，一定会丧失道义，并且一定会失败。”
话虽不好听，却是实情，楚惠王一时理屈辞穷，但随即表示攻宋是国家之策，并不是用几个比喻就会打消念头的。何况，楚国先得了一件让诸侯列国震惊的黑武器，不找个国家试验一下，也不好向国人交待。
在旁的鲁班也添油加醋认定用云梯攻城如囊中取物。
墨子见楚惠王心意已定，便对其说道：“公输班制造的攻城器械也不是取胜的法宝。大王如果不信，就让我与他当面模拟下攻防战，看我如何破解它！”
楚惠王答应了。
于是，墨子用腰带模拟城墙，以小木片表示各种守备器械，鲁班则用小木板当做攻城的工具——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沙盘战争开始了。
越王勾践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十分低调，他汲取吴国亡国的教训，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争取列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兴旺越国，开创贤君之治，于是，他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还给了鲁国，并将淮上之地送给楚国，以修补与各国之间的裂痕。
随后，越王勾践应周元王之邀，以兵北渡淮水，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南）与齐、晋诸侯会盟，并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更是赏脸，派人赏赐祭肉给勾践，称他为“伯”——“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世家》）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这就是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
五年后（公元前468年），越国迁都琅琊（今连云港市锦屏山九龙口），开始经营北方，巩固霸业。
楚越二国和睦相处，对楚国来说无疑是休养生息的黄金机会，国力稳步提升，直到二十五年后越王朱勾即位，情况才发生转折。
公元前465年，越王勾践去世，其子鹿郢即位。越王鹿郢励精图治，带领越国成为一个大国。七年后，越王鹿郢去世，其子不寿即位。越王不寿并没有像勾践时代那样富于侵略，而是在列国默默无闻起来。公元前448年，其子朱勾发动政变，杀害越王不寿后自立为王。
越王朱勾不似他父亲般碌碌无为，他很崇拜他的祖父越王勾践，在他的带领下，越国成为其历史上国势最强、武功最为显赫的国家，墨子也曰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楚国也似乎看出越王朱勾的野心，在越王朱勾自立为王次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惠王为夺取淮北制霸权，发兵灭蔡。
越国无力统治江淮、淮北地区，楚国又趁机扩张到泗水一带。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惠王又灭亡古国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尽吞其地，完全掌控了淮河流域。
随着楚国的东进，楚越双方矛盾不断加深，连年在长江发生舟战。从之前楚水师的一贯表现来看，不敌越水师是常态，直到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他就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军工专家——公输班。
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称号——鲁班。
之前，楚水师与越水师在长江上进行船战，楚水师顺流而进，逆流而退，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战况不佳，很难退却。反之，越水师能够全身而退。越国凭着这种水势，屡次打败楚国。
后来，鲁班从鲁国南游到了楚国，楚惠王的热情聘请其为大夫，并给与很高级别，鲁班也不辱使命，为楚水军发明了水战利器——“钩”和“拒”。
当敌军处于劣势时，“钩”能把敌军的船钩住，像拔河一样不让它逃跑，上去就是一顿猛揍；当敌军处于优势时，“拒”能抵挡住敌军的船只，不让它靠近。楚军有了“钩”、“拒”后，无往不胜，多次打败越国。
有了鲁班这个军工专家后，楚惠王又开始动脑筋了，他想追随先辈遗志北上争霸，这一次，他的目标很直接——宋国。
鲁班先生也是不负众望，再次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针对宋国城墙高厚浑实的特点，他为楚惠王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架攀墙越城、登高瞰敌的武器——云梯。
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一经传扬，各国诸侯吃惊不小，对其关注度也高，加之宋人得知楚惠王准备拿他们当做新武器的试验品时，更觉大祸临头。
公元前439年（楚惠王五十年），楚惠王集结军队，准备亲率大军北上伐宋。
当时中原大国都陷入内乱，除了向宋国表示同情外别无他法，危急关头，宋国宋后昭公决定冒一次险，他将宋国的安危全部寄托在一位整天劝他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念的大夫身上，他的名字叫做墨翟（dí）。
墨翟，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也是墨家学派创始人，时至今日，我们一般称其为“墨子”。
墨子先祖殷商王室，他是宋国宋襄公的哥哥大司马目夷的后代，但他出生时家室早已破落。
作为农民出身的他，墨子是十分厌恶战争的，攻战之害使得处于阶级底层的百姓“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他从小便树立为和平奋斗终生的理想，立志为百姓生存奔波，当有人告诉他儒学可以救世时，当即弃农从儒，踏上寻找真理之路。
他穿着草鞋，步行山川，沿着孔子的脚步在战火纷飞的诸国之间穿梭往来，从师天下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寄希望于礼仪，施仁德于天下。
在不断游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被世人所推崇的儒学不能挽华夏之危难，救苍生于水火。
在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时期，繁文缛节的儒家讲的是君臣父子、讲的是天地鬼神命运，这样一来只会加剧各阶层的鸿沟，成为上层阶级统治、压迫下层阶级的一道思想枷锁，更为严重的是，儒学所隐含的另一层面的思想——天下一统。
如果对这句话充满很多问号，那么我来解释下。
儒家终极目标是什么？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不对！那是思想，服务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
在很早之前，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
换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儒家是修身、齐家、治国，这三点要素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便是儒家的终极目标——平天下。
何为天下？——目之所及，凡大川大山大河大泽者，皆为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
既然儒家终极目标是要“平天下”，那么一山自然容不下多虎，于是，兼并便成为儒家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
指望诸侯放下屠刀、和平兼并那是痴心妄想，于是，战争便成为服务这个手段的唯一工具。
“兼国覆军，贼虐万民”，这一切与墨子的和平理想相距甚远。
墨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他觉得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
于是，他对儒家的“仁”做了进一步改进和阐述，提出“兼爱”一说：如果天下人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么诸侯间便没有攻伐了，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兼爱”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它摒弃了儒家带有宗法等级制的“仁”，既带有“忠恕”含义的“仁政”。
“兼爱”则主张无阶级、无国界的“仁”，既“使天下兼相爱”，这是墨子与孔子的主张最大的一个不同。
光有“兼爱”这个口号还不行，你还得想办法付诸实施，否则就是满怀理想抱负的乌托邦，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空想家”。
庆幸的是墨子不是“空想家”，他是一名知行合一的行动派，这是他区别于天下士君子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他主张“兼爱”，自然要反对“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反对贵族欺压下层民众，反对一切的不平等。
因此，墨子又提出一个实现“兼爱”的必要理念——“非攻”。
“非攻”的内涵并不拘泥于字面“不进行攻伐”的意思，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对“义”的战争是相当支持的，比如楚国向东南拓土千里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战争，北上争霸就是不义的战争。
具体来讲，“非攻”注重自卫战争，主张“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
在黑暗了无数春秋的天下，天下也必将迎来曙光，哪怕是惊鸿一瞥，哪怕星光般掠过，墨家也会光芒万丈般划开残冷的黑幕。
至此，伟大的墨家学派核心思想“兼爱”和“非攻”就此诞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兼爱”和“非攻”那么好，具体如何实施呢？总不能指望所有人一夜之间突然大彻大悟、明心见“爱”，不欺凌弱小吧。
天下人昂首以盼——看笑话。
墨子之所以能成为墨子，是因为他不同寻常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发现凡事都是由一国之主所引导，如果君主能做到“兼爱”和“非攻”，“则士众能为之”。
墨子抓住了关键问题中的关键人物——君主，如果君主能用“兼爱”和“非攻”行之于政，士人、百姓便能将“兼爱”和“非攻”实之于行。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让君主接受一介平民的学说？
对于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的墨子表示不是大难题，因为他早已意识到一个学说被认可的必要条件，就是包括阶级基础在内的该学说的群众基础。
这句话有点拗口，直观表述就是：人民群众是一个党派的执政基础。
这是相当非常超前的一个认识。
先秦时期战乱频发，世人流离失所，“士”和“工匠”阶层都希望社会安定、停止战争，于是，为社会弱者发言的墨家学说迅速得到响应和推广，大批的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开始追随墨子，为墨家学说迅速奠定群众基础。
这些追随墨家学说的群众迅速形成了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兼爱”）、武装（“非攻”）团体，其首领称“钜子”，成员称“墨者”，墨子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任“钜子”。
其中的学术团体皆是满腹经纶雄辩之才，他们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如果不被采纳就迅速辞官。
其中的武装团体皆是胸怀大义侠肝义胆之士（“墨子之门多勇士”），他们游离于各国政治势力之外，在诸侯的混战中起着平衡各方实力的作用，在很多小国在无力抵御大国侵扰的时候，他们不计代价，“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来帮忙抵御侵略。
这个团体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政治纲领和行动宣言，按照现在治安法的条款来定性，墨家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黑社会”。
所以说现在的黑社会不应该拜关公，应该拜墨子。
这就是学历史的重要性——没文化连祖宗都会认错。
与一般黑社会流氓性质不同的是，墨家弟子心怀“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的崇高理想，在“墨钜子”的教导下，他们以救世为己任，成为在乱世中为“兼爱”急奔呐喊的墨侠。
他们生活清苦，“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他们没有收入，所需经费都是出仕的墨者倾囊资助；他们纪律严明，“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他们“万事莫贵于义”，为天下百姓谋利。
秀才也要练肌肉，这样说的话才有力量。既然行侠仗义，那么必须就要身怀绝技；既然主张“非攻”，帮助小国抵御大国的侵袭就要有点真本领。
我们伟大的老祖先又一次站出来告诉大家一个真理——科学技术放在哪里都是第一生产力。
墨家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达到甚至超越如今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水平，成为引领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团体。而这些知识，在防御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而做到这一切，墨子不到三十岁——他是一个思维领先于时代的人，放到现在更是超越院士级别的存在，其本人也被后人尊称为“科圣”。
墨子是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科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更是身体力行的和平主义者。
听闻楚惠王即将带着高科技武器攻打宋国，墨子决定带领墨者亲赴楚国会见楚惠王，劝其放弃攻打宋国的想法。日夜兼程，急行十天十夜便从宋都至郢。
墨子首先找到鲁班，劝他不要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战争上，也不应支持楚惠王攻打宋国。当时是各为其主，鲁班自然不会同意他的请求。墨子又请求他带去见楚王，鲁班想了想便同意了。
在楚惠王面前，墨子十分诚恳的说道：“楚国纵横五千里，人口众多，且土地富饶，物产丰富；而宋国疆域狭窄，不过区区五百里，土地贫乏，物产也不丰富。若楚攻宋，就像一个富人抛弃自己装饰华贵的车马，却要去坐穷人家的破车；不穿绣花绸袍，却要偷穷人的短旧褂子；不吃自己的美味佳肴，却要偷吃穷人的米糠酒渣。楚国有云梦泽，那里满是犀兕、麋鹿之类，长江、汉水里的鱼、鳖、鼋（yuán，鳖科）、鼍（tuó，扬子鳄）多得天下无比；宋国却是个连野鸡、兔子、鲤鱼都没有的地方。楚国有松、梓、楩、楠、樟这些大树，宋国却没有什么大树。我认为大王攻打宋国，一定会丧失道义，并且一定会失败。”
话虽不好听，却是实情，楚惠王一时理屈辞穷，但随即表示攻宋是国家之策，并不是用几个比喻就会打消念头的。何况，楚国先得了一件让诸侯列国震惊的黑武器，不找个国家试验一下，也不好向国人交待。
在旁的鲁班也添油加醋认定用云梯攻城如囊中取物。
墨子见楚惠王心意已定，便对其说道：“公输班制造的攻城器械也不是取胜的法宝。大王如果不信，就让我与他当面模拟下攻防战，看我如何破解它！”
楚惠王答应了。
于是，墨子用腰带模拟城墙，以小木片表示各种守备器械，鲁班则用小木板当做攻城的工具——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沙盘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