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器和朗崖还能忙里偷闲舒服几天，可是在金河城里，帝国皇帝洪涛却忙得团团转。一方面他要监督指导着几位年轻人带着一群老工匠在简单机械的帮助下完成第一台水力发电机的零部件，一方面还要在每个工厂、作坊里走访，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普通工人，全都挑几个聊聊，甚至连奴隶工人也不放过。
慈器出发诱捕翁小乙之前拿过来的调查报告他已经看过了，翁小乙之所以会犯这么严重的大罪，有他个人的原因，同时也有制度上的问题，不能全归罪于他本人。人这个东西是很贱的，而且天生就是邪恶的，不管别人怎么认为，也不管古人云来云去的人之初性本善，反正洪涛认定了，人性本身就有丑恶的一面，这是与生俱来的，谁也不可能免俗。
一个人这一辈子，到底是善还是恶、是忠还是奸、是好还是坏，只有很少一部分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大部分还是周围环境造成的。其中制度、法律和社会道德，才是对人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
假如一个人想要做坏事的时候，发现做坏事要比不做坏事难，那他很可能就会打消掉这个念头。通俗的说，这就叫犯罪成本高昂。洪涛不认为能完全消除犯罪，因为这是人性，消除了人性就等于消除掉了人性。不过他认为可以通过更完善、更具有自愈能力的规则，把这种行为降低，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增加犯罪成本。
就拿贪污来举例吧，后世有些国家内部官员的贪污很普遍，已经不是犯罪率高低的问题了，而是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成了一种流行趋势，成了官场里的潜规则。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很难改变了，因为这不是某任领导的问题，而是规则缺陷。
这个缺陷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全调动起来了，却把善的一面打压了下去，想依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改变这种现状，是不现实的。要是规则这么容易改变，那它就不是规则，不管是好规则还是坏规则，除非是新建立，否则总是特别顽固，大幅度的改变比推翻重建还难。想推翻它也是很难的，需要各种时机巧合，非人力全可控。
贪污的官员为何如此猖狂呢？就是因为规则允许他们这样干，换句话说，就是犯罪成本太低了，或者根本没有犯罪成本。古人云过的另一句话洪涛觉得很有哲理，上行下效！官员们之所以敢这样干，就是因为规则在制定时留有后门，这个后门就是国家高层为了自己以后破坏规则用的。
一个规则一旦有了这种严重缺陷，那它天生就是有致命伤的，失去了自愈、自我进化的能力。用简单的话概括，这种规则就是个一次性产品，临时凑数用、用完了就扔的东西，没有很长的生命力。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这里有人的因素、周边环境的因素等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它崩溃之后，再出来的规则还是这套东西，除了化妆技术更高一些、迷惑性更大之外，本质上不会有任何差异。
这个答案不用时间去证明，只需要看看历史书就明白了，古人已经证明了上千年、无数次，何必浪费时间再去追寻一个已知答案呢。
如何减少贪污这种现象呢？注意，是减少，而不是杜绝，因为这是人性恶的一面，不可能完全杜绝，除非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这个任务太艰巨了，目前还无法做到。
想要减少贪污，不让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善规则、去掉规则的后门、抬高犯罪成本。当任何一个人想要去贪污集体财产时，都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遗祸后代等等，那他就不会随便伸手，至少在伸手之前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试问，有多少人能想出这种完全之策呢？实际上，聪明人、智商足矣挑战集体智慧的人，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这样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被迫压制自己心中恶的那一面，不是他不想，而是不敢。趋利避害，也是人性中一个重要元素，用人性来制约人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规则也好、法律也好，并不是要压抑人性，正相反，只有充分体现人性，让人性被人性制约，从而达到某种平衡时，这个规则才是更趋于完美的。当然了，是趋于，不是达到。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东西，完美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不平衡、失去了制约的，它就不该存在于规则之中。
所以说，一个好的规则，是不该追求完美的，而是要尽量平庸，在平庸中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舍掉少部分人的权利。而在这种规则之下，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尽量去当大部分人，而避免去做那少部分人。话又说回来了，这不就是人性嘛。
洪涛目前就发现了，帝国法律中有一个大漏洞，它忽视了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那部分规则。假如翁小乙们在剥夺奴隶权利时，这些奴隶可以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反抗，翁小乙们说不定就会因为犯罪成本过高而收手，或者说有一部分翁小乙们会收手，这就已经达到了平衡的目的。剩下那些人性太恶的翁小乙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少部分人，也就是可以舍弃的。把他们无情的消除掉，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说不定还得鼓掌呢。
把这个问题再引申一下，假如翁小乙们不是去剥夺奴隶的权利，而是去剥夺帝国人民的权利了，该怎么办？其实一个意思，只要赋予帝国人民法律上的反抗权利，尽量提高犯罪成本，翁小乙们照样会只剩下可以被舍弃的少部分。
那如何把这个权利赋予人民呢？世界上有这种方法吗？洪涛能想出来一个合适的办法来弥补规则的缺陷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个办法不是洪涛想出来的，他没这个本事，对于社会学、法学他是狗屁不通。不过他有一颗可以剽窃上千年人类智慧精华的脑袋，大部分问题都不用他自己想，只需要把历史前后左右对比一下，就能得出一个相对有效的结论。具体到这件事儿上，他借鉴来的办法就是工会！
工会这个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在欧美社会里，不过它的诞生地，没准、大概是在中国。洪涛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但他已经差不多把全世界有国家的地方都转遍了，除了在南宋发现了工会的雏形，并没在其它任何国家里见过这个玩意，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唯一有点相像的就是威尼斯人搞得那种商人联盟，不过那玩意更像是一个政府，并不是用来保护普通人的。
相较而言，南宋那些五花八门的行业协会则更像后世欧美国家的工会组织。这些协会不光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很多还是代表着普通人的利益。比如说广州、泉州码头上那些苦力们组织的协会，它们的初衷和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雇主讨价还价，从而获得自己应该有的利益。在雇主和苦力之间，苦力显然是弱势一方，但他们已经懂得团结起来去和比自己强大的势力谈判了。从这一点上讲，他们确实具有后世欧美工会的重要元素了。
当然了，只是雏形而已，中国古代的工会组织在每朝每代都有，不过它们后来的发展方向变了，变成了一种帮会组织，也可以叫做黑社会。这是为什么呢？洪涛觉得还是规则的问题。
历朝历代也没有把这种组织视为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管理国家的有效工具，而是把它们当成了威胁自己统治的绊脚石。就算有时候会被迫合作一把，那也是非常短暂的，用过之后还是像扔破布一样扔开，甚至还得过河拆桥。逼的这些工会的雏形不得不向着另一种更暴力、更残酷的组织转变，从而失去了它们应该具有的功效，真的成为了国家的绊脚石。
在这方面不得不说欧美国家的规则要更智慧一些，它们充分利用了工会这种工具，赋予了普通人一个能和雇主、政府拉近实力的权利，从而让规则更趋近于平衡。不过千万别把工会视为老百姓的救世主，它本身也是一种管理工具，总是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
只是这种工具相对更平衡一些，更符合人性，所以洪涛就觉得它是一种好工具，至少目前是。尤其是在帝国走向了私有制之后，这种工具就变得更不可或缺。有它在，可以有效缓解底层民众的不满，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倾诉、发泄的机会，很多事情其实究其根源，归了包归就是个情绪问题。另外工会组织也可以相对制约一下资本的力量，至少能提高资本的作恶成本，这不就是一种平衡嘛？
慈器出发诱捕翁小乙之前拿过来的调查报告他已经看过了，翁小乙之所以会犯这么严重的大罪，有他个人的原因，同时也有制度上的问题，不能全归罪于他本人。人这个东西是很贱的，而且天生就是邪恶的，不管别人怎么认为，也不管古人云来云去的人之初性本善，反正洪涛认定了，人性本身就有丑恶的一面，这是与生俱来的，谁也不可能免俗。
一个人这一辈子，到底是善还是恶、是忠还是奸、是好还是坏，只有很少一部分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大部分还是周围环境造成的。其中制度、法律和社会道德，才是对人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
假如一个人想要做坏事的时候，发现做坏事要比不做坏事难，那他很可能就会打消掉这个念头。通俗的说，这就叫犯罪成本高昂。洪涛不认为能完全消除犯罪，因为这是人性，消除了人性就等于消除掉了人性。不过他认为可以通过更完善、更具有自愈能力的规则，把这种行为降低，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增加犯罪成本。
就拿贪污来举例吧，后世有些国家内部官员的贪污很普遍，已经不是犯罪率高低的问题了，而是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成了一种流行趋势，成了官场里的潜规则。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很难改变了，因为这不是某任领导的问题，而是规则缺陷。
这个缺陷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全调动起来了，却把善的一面打压了下去，想依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改变这种现状，是不现实的。要是规则这么容易改变，那它就不是规则，不管是好规则还是坏规则，除非是新建立，否则总是特别顽固，大幅度的改变比推翻重建还难。想推翻它也是很难的，需要各种时机巧合，非人力全可控。
贪污的官员为何如此猖狂呢？就是因为规则允许他们这样干，换句话说，就是犯罪成本太低了，或者根本没有犯罪成本。古人云过的另一句话洪涛觉得很有哲理，上行下效！官员们之所以敢这样干，就是因为规则在制定时留有后门，这个后门就是国家高层为了自己以后破坏规则用的。
一个规则一旦有了这种严重缺陷，那它天生就是有致命伤的，失去了自愈、自我进化的能力。用简单的话概括，这种规则就是个一次性产品，临时凑数用、用完了就扔的东西，没有很长的生命力。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这里有人的因素、周边环境的因素等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它崩溃之后，再出来的规则还是这套东西，除了化妆技术更高一些、迷惑性更大之外，本质上不会有任何差异。
这个答案不用时间去证明，只需要看看历史书就明白了，古人已经证明了上千年、无数次，何必浪费时间再去追寻一个已知答案呢。
如何减少贪污这种现象呢？注意，是减少，而不是杜绝，因为这是人性恶的一面，不可能完全杜绝，除非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这个任务太艰巨了，目前还无法做到。
想要减少贪污，不让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善规则、去掉规则的后门、抬高犯罪成本。当任何一个人想要去贪污集体财产时，都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遗祸后代等等，那他就不会随便伸手，至少在伸手之前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试问，有多少人能想出这种完全之策呢？实际上，聪明人、智商足矣挑战集体智慧的人，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这样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被迫压制自己心中恶的那一面，不是他不想，而是不敢。趋利避害，也是人性中一个重要元素，用人性来制约人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规则也好、法律也好，并不是要压抑人性，正相反，只有充分体现人性，让人性被人性制约，从而达到某种平衡时，这个规则才是更趋于完美的。当然了，是趋于，不是达到。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东西，完美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不平衡、失去了制约的，它就不该存在于规则之中。
所以说，一个好的规则，是不该追求完美的，而是要尽量平庸，在平庸中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舍掉少部分人的权利。而在这种规则之下，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尽量去当大部分人，而避免去做那少部分人。话又说回来了，这不就是人性嘛。
洪涛目前就发现了，帝国法律中有一个大漏洞，它忽视了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那部分规则。假如翁小乙们在剥夺奴隶权利时，这些奴隶可以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反抗，翁小乙们说不定就会因为犯罪成本过高而收手，或者说有一部分翁小乙们会收手，这就已经达到了平衡的目的。剩下那些人性太恶的翁小乙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少部分人，也就是可以舍弃的。把他们无情的消除掉，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说不定还得鼓掌呢。
把这个问题再引申一下，假如翁小乙们不是去剥夺奴隶的权利，而是去剥夺帝国人民的权利了，该怎么办？其实一个意思，只要赋予帝国人民法律上的反抗权利，尽量提高犯罪成本，翁小乙们照样会只剩下可以被舍弃的少部分。
那如何把这个权利赋予人民呢？世界上有这种方法吗？洪涛能想出来一个合适的办法来弥补规则的缺陷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个办法不是洪涛想出来的，他没这个本事，对于社会学、法学他是狗屁不通。不过他有一颗可以剽窃上千年人类智慧精华的脑袋，大部分问题都不用他自己想，只需要把历史前后左右对比一下，就能得出一个相对有效的结论。具体到这件事儿上，他借鉴来的办法就是工会！
工会这个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在欧美社会里，不过它的诞生地，没准、大概是在中国。洪涛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但他已经差不多把全世界有国家的地方都转遍了，除了在南宋发现了工会的雏形，并没在其它任何国家里见过这个玩意，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唯一有点相像的就是威尼斯人搞得那种商人联盟，不过那玩意更像是一个政府，并不是用来保护普通人的。
相较而言，南宋那些五花八门的行业协会则更像后世欧美国家的工会组织。这些协会不光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很多还是代表着普通人的利益。比如说广州、泉州码头上那些苦力们组织的协会，它们的初衷和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雇主讨价还价，从而获得自己应该有的利益。在雇主和苦力之间，苦力显然是弱势一方，但他们已经懂得团结起来去和比自己强大的势力谈判了。从这一点上讲，他们确实具有后世欧美工会的重要元素了。
当然了，只是雏形而已，中国古代的工会组织在每朝每代都有，不过它们后来的发展方向变了，变成了一种帮会组织，也可以叫做黑社会。这是为什么呢？洪涛觉得还是规则的问题。
历朝历代也没有把这种组织视为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管理国家的有效工具，而是把它们当成了威胁自己统治的绊脚石。就算有时候会被迫合作一把，那也是非常短暂的，用过之后还是像扔破布一样扔开，甚至还得过河拆桥。逼的这些工会的雏形不得不向着另一种更暴力、更残酷的组织转变，从而失去了它们应该具有的功效，真的成为了国家的绊脚石。
在这方面不得不说欧美国家的规则要更智慧一些，它们充分利用了工会这种工具，赋予了普通人一个能和雇主、政府拉近实力的权利，从而让规则更趋近于平衡。不过千万别把工会视为老百姓的救世主，它本身也是一种管理工具，总是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
只是这种工具相对更平衡一些，更符合人性，所以洪涛就觉得它是一种好工具，至少目前是。尤其是在帝国走向了私有制之后，这种工具就变得更不可或缺。有它在，可以有效缓解底层民众的不满，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倾诉、发泄的机会，很多事情其实究其根源，归了包归就是个情绪问题。另外工会组织也可以相对制约一下资本的力量，至少能提高资本的作恶成本，这不就是一种平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