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赵武公子赵朝作乱，魏国出兵帮助赵朝，兵败，与赵敬侯结仇。齐国国力渐强，齐相田和支持中山恒公复国，魏与中山战事吃紧，吴起奔楚。
秦惠公去世，惠公年仅一岁的秦出子继位，其母小主夫人当政。小主夫人为了维护政权，坚决反对改革，极力维护奴隶主利益，引起新兴地主阶级不满；广用奄变（宦官），群贤不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秦国盗跖率领乡民起义，秦国内忧外患导致衰势和内乱不止。流亡魏国的公子连，听到贤人不为“小主夫人”出谋划策，百姓怨恨和指责的情况后，知其政权不稳，遂决定回国。这些都被魏武侯看在眼里，这时魏武侯也急需一位能与魏国交好的秦国国君，以减轻西线压力，致力于中原各国的争斗，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逃亡在魏将近30年的秦公子连。
魏武侯找到公子连把自己想帮公子连回国争取君位的想法告诉公子连，被其一口回绝了。
公子连说：“秦魏数年征战，早已敌对，如若我得魏君支持，魏国发兵助我回国争位，恐引起秦人怨恨，事与愿违。此事还需我自己谋划，但我可与魏君立下君子之盟，赢师隰感念文侯及君多年来给予的帮助，愿在你有生之年不与魏国为敌，还望魏君能够理解我的难处。”
魏武侯想想，魏国直接帮助公子连回国争位确有不妥，便没有勉强，对公子连说：“尽管如此，你有何难处，可前来魏宫与本侯商议，魏国定当全力助公子登上秦国君位，在所不辞。”
公子连说：“我要顺利回国争取君位，还需在魏国谋划数日，不出所料，一年以后便可回国，在此期间若有冒犯魏国之事，还请魏君多多包涵。”
魏武侯说：“好！好！好！连公子客气了，魏国定当全力配合，助公子早登君位。”
公子连忙揖礼称谢，魏武侯国事繁忙，便拜别公子连，回魏宫去了。
段干木去世之后，马帮伢商头目的位置一直空缺，没有人敢来挑起这根大梁。众人早已将公子连看成了马帮头目，帮内的一些纠纷也都纷纷找公子连调和解决。公子连的调解也很中肯，有效，颇具权威，因此在马帮中威望渐涨，大有当年段干木的风范。公子连召集马帮中的各大头目，说明自己准备回秦国争取君位的意愿。众头目听后都非常地支持，表示愿意听从公子连差遣。
征求完马帮意见之后，公子连上书魏武侯，想找些原来一块在河西书院读书的魏国俊才帮忙，魏武侯一一应下，并送来了大量金银珠宝让公子连使用。
公子连列举法的名单之中便有昔日的随从连设的名字。连设听到公子连的召令之后，将手中的事情放了放，交待给乡里的旧人，便来魏都听从公子连的差遣来了。公子连向连设问计，连设推荐墨家邓陵子给公子连，说此人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墨家祖师墨翟最看重的弟子之一，若得此人和墨家相助，事情便好办多了。于是公子连让连设引荐，想拜访拜访这位墨家贤人。
连设带领公子连来到邓陵子的住所，在一个五百米多宽，三千米左右的小山沟里，穿过邓陵子种植的各种农作物麻，黍，麦，豆地之后，又穿过一片三十多亩的果树林，一片五六亩的杂木林，便到了邓陵子的住所。二十多间木质结构的房子排列两旁，中央是一座两层高的木楼，木楼上边一层是拱顶的盖子，四周用木柱支撑，四周通畅，站在上面能看见四周的风景，纳入四围的山水，也可用于夏日遮阳，冬天站在上边晒太阳，喝酒吃茶；底下一层是住人的地方，里边盘有一个横着的大火炕，炕的一头盘有锅台，可用来做饭，烧水，屋内放了两个水缸，一张小方桌，四五把小木凳，一个存放衣服，杂物的小木柜，摆放整齐，错落有致。
邓陵子看有客人来，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了出来，说：“连设兄弟，好久都没过来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然后笑着迎接道：“这位是？”
连设忙引荐道：“这就是我经常给老兄说起的，我家的老主子秦灵公之子，公子连。”
邓陵子迎了过来向公子连打招呼说：“久仰，久仰，公子屋里坐，屋里坐。”说着便将二人迎入屋内，招呼二人坐到桌旁，端来茶水，桃，梨，坐下对公子连说：“经常听连设老弟提起您，说公子谦厚，仁爱，胸怀宽广，处事果断，有王者之气。今日一见果然与他的说法相差不二！”说着会心地笑了笑。
公子连忙谦让道：“这都是连设的过实之言，哪里比得上先生的高风亮节！先生勤生薄死，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实为我等楷模。连设不才，还望先生多多指教。”说着便向邓陵子鞠躬行礼。
邓陵子也没有回礼，笑着说道：“先师墨翟先生曾对我说，孔夫子的俗礼已广传于世人，儒家重乐，多礼，使世人忙于礼乐而耽误了耕作，华而不实，混乱了世人的主次，不知是先有生死忧患，还是先有礼乐诗书。劝导我等多行义举，少遵俗礼，故而不再回礼，望公子见谅。”
公子连忙笑道：“是啊！周的礼节首先就是制定给王公大臣，世袭贵族所遵守；这些人没有耕作之苦，征战之痛，假若再不遵礼乐，这天下岂不要炸了锅？可如今各国的奴隶有些已经解放，有了自己耕作的土地，有些还未解放，还受奴隶主贵族役使，压迫，天下群雄逐起，由于战争对兵源，粮草的需求，各国变法，解放奴隶，小地主兴起，宗族制度解体，当此之时，不大兴产业，增产粮食，广增人口，让人遵守太多的礼法反倒要落后于各国，误了耕作，也误了操练，着实令人痛心。赢师隰认为，礼乐虽能使人明志，正身，但也非多多益善，还应适可而止，有此想法，不知先生可否称心！”
邓陵子道：“公子流亡魏国数年，此等经历，正与我墨家弟子遭遇相近，自然话理相通。之前连设兄弟向我提起过公子复国的志向。墨家不才，但愿助公子一臂之力，公子若是有事，万万不能客气，我等墨家弟子必当殉身赴义，助公子完成宏愿。只求公子以天下为重，荣登君位之后多操心天下民间疾苦，能恪守墨家节葬，非乐，兼爱，尚同，亲士，节用的修行，望公子成全。”
公子连忙回答道：“如今墨家众人受的苦，正与我秦民的苦难一般，师隰定当以天下为己任，不负先生厚望，只是眼下……”
还没等公子连说完，邓陵子接话道：“公子不必说了，我与连设兄弟至交，公子的心志早已知晓，有事只管吩咐，墨家数千弟子全凭公子差遣。”
公子连见邓陵子侠义心肠，办事利落，也没有拖拉，便直接对邓陵子说：“如今我秦国小主夫人掌权，广用奄变，群贤自匿，百姓郁怨，我有意回国夺取君位，解救秦民于水火之中，想请先生帮忙。想请先生在下月初一带领墨家头目到我府上谋划，如若不出师隰所料，一年以后便可成事，还望先生能够帮忙。”
邓陵子忙应道：“好，好，好！全凭公子调度。”
三人将事情谈妥之后，在邓陵子园中观看一番。邓陵子指着自家的鸡说：“公子你看，这些小小的鸡，确是帮了我的大忙。刚来的时候，五毒横行，自己也伤了几次，自从养了这些东西之后，把家里的五毒，吃的吃，赶的赶，快要绝迹了，如此才活的舒心！”
公子连笑着应道：“万物相生相克，邓先生可是沾了这些小鸡的大光了。”说着三人都笑了起来。
连设开玩笑道：“想不到堂堂一代大侠，还要仰仗这几只家禽过舒心日子。”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邓陵子也笑着说道：“是！这鸡可是好东西！”
三人游玩了一天，傍晚时分，邓陵子便送二人离开，商定下月到公子连府上议事。
第二月初一，秦公子连召集赶来赴会的马帮伢商及墨家邓陵子等人，连设以及邓陵子的得意门生相夫子也来参会，商议赢师隰回秦之事。
大家欢聚一堂，互相认识之后便喝酒议事，欢声笑语，各尽所能，自是热闹非凡。最后议定分为三路人马分别入秦做公子连入秦的准备，公子连将连设及其河西书院的旧友分为一队，将马帮弟子与相夫子所领的墨家弟子分为一拨，让其互相配合，完成任务。最后吩咐邓陵子与其所带的墨家弟子完成连公子入秦的最后一项任务。议完之后公子连分别召见三路人马，吩咐他们应做的事情，讲解给他们秦国的一些情况，便让各路人马上路了。
连设等一帮人分别带领珠宝钱粮投到秦出子母子及秦国各大贵族门下充当门客；相夫子，墨家弟子带着盘缠散布于秦国民间，教授秦民节葬，节用，非命，天志的思想，并将墨家的手工技艺及养殖，播种的高超技术传播民间，并散布秦公子连的贤德事迹于秦民之中；马帮弟子行走于秦国乡野，市井，联络各地的消息，通信于各批人次，并兼有考查秦民疾苦，查明秦地吏民人口，生活，交通的重则。邓陵子等人行侠于市井之中，广交秦国贤能，散播公子连亲士，修身，尚贤，兼爱的品质，广察天下贤能，以备秦国日后复兴之用。
一段时日之后，连设见时机成熟，便向秦出公母，小主夫人献策说：“秦君年幼，国母长期理政，时日一长怕要招来非议。如今之计乃是党同伐异，将那些不听话的，不与国母（小主夫人）亲近的人一步步从大夫，将军职位上撤去，换上自己的亲戚，宦人等与您亲近之人，方能国家安稳，政局稳定。要不然恐怕会重蹈秦灵公，公子连的覆辙，被秦大夫赶出秦国，拥立他人，望国母斟酌。”
另一些人便向秦国大夫及将军，吏民们传播小主夫人广用奄变，外戚，猜忌于众臣的事实。劝说众臣早做谋划，以免被其逐个打击，失势于朝中而有性命之忧，亡族之恨的发生。如此一来，上下相怨，各怀鬼胎，秦国自然政令不通，一片混乱，众人劝谏秦国大夫迎立秦公子连回秦的事便是顺理成章了。
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公子连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便辞别魏武侯，踏上了回国之路。公元前385年，秦公子连在各路人马及秦国民众的帮助下，到达郑（今陕西省华县东）的要塞，秦右主然把守要塞，对公子连说：“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免去矣！”不放公子连一行。公子连只好离开郑的要塞，改道向北，进去翟国的焉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守城的官吏菌迎接公子一行入关。公子连一行打算沿今子午岭和六盘山之间的马莲河，清水河谷（古狄道）至今陕西长武，彬县而进去雍都，但因秦军阻挡，只好又西行入故都“西垂”（今甘肃礼县）等待时机。
小主夫人听到消息后大惊，连忙令将士前去抵抗。将士接到命令说：“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将士们走到半路，在亲公子连官吏的策划下，乘机发动了哗变，改令说“不是去迎击敌寇，而是去迎接明君。”，公子连一行在将士们拥护下，顺利回到都城，包围小主夫人，将小主夫人与秦出子囚禁。公子连被立为国君，是为秦献公，献公初立，杀出子及小主夫人，沉之渊旁，后改葬雍。
秦献公即位之后，首先着手巩固王室，稳定政权和国内秩序。处死秦出子及小主夫人之后，大臣们心中不安，因此赏罚是否得当是秦献公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右主然曾经阻止秦献公回国，遭献公怨恨，欲给予严厉惩处；感激大夫菌，欲给予重赏。大臣监突劝谏说：“这么做不妥当，秦公子流亡在外的不止你一人，若是这样做，那么臣子们就会争相将流亡的诸公子迎回国，这对国君您是不利的”。献公采纳了监突的奏章，赦免了右主然，封菌改为执政大夫，赏给守塞的士卒每人20石粮食，众臣和将士们心悦诚服，更加尽职尽责。秦献公的政权初步得到稳定，边疆也安定太平下来，使国人看到了希望。
秦献公回国，墨家弟子出力不少，于是在政权初步巩固之后便召见墨家邓陵子，相夫子等人，问计治理国家的谋略。
献公首先召见邓陵子说：“秦国数年内斗，君臣腐化，国势衰微，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数次遭受三晋攻夺，国库空虚，军心散涣。今日大局已定，先生认为秦之当务之急是什么？有何良策可以治国安民，与天下群雄并列而居呢？”
邓陵子说：“秦之今日犹如吴起奔楚时的楚国一样，主要还是人口，人力不足。中原各国都已实行变法，废除了奴隶制而行封建之制，秦国人力仍把持在秦国各贵戚，大夫，大庶长手中，致使人民怨恨，奴隶逃亡他国，小地主饱受欺压，国民勉强度日；各大夫宗族观念过强，有家而无国，与国争利，与民争利；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废除奴隶制度，解放秦国人口，分封土地给他们开垦，收取租税，征发徭役，奖励军功，安定民心，从而达到国富民强。”
秦献公叹道：“是啊！我曾怀念先公的功绩，亲眼见到魏文侯礼贤下士，上下亲服，军民齐心，各国仁人志士奔走相向；文侯变法图强，雄霸于中原，而秦确连年衰败，丧土失民，嗤笑于天下诸侯，着实令人心寒！”
邓陵子说道：“当今秦之情况，国君须懂得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尚贤，兼爱，节用，节葬之道”。说完顿了顿便又说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没有比任用贤士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君主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情况还不曾走过。从前，晋文公被迫逃离在外，后成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明君主。这三位君主所以能成功，并且扬名于天下，都是在他们国家遭受屈辱的情况下取得的。最好的是不遭受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人才。
人们所担忧的不是没有安定的住所，而是没有安定的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途进展顺利时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在不得志时会反思自己的作为；既使杂处于平民百姓之中，始终不会有怨恨之心，这是他们充分自信的缘故。所以说即使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事情，也一定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标。没有听说过有所欲为的人，而能免于人们对他所为厌恶的后果的，所以奸佞之臣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自己过失的大臣，主上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有持不同意见者的反复辩论，有能相互警戒者的直言劝谏，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如果臣下只重爵禄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沉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不满的情绪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阻塞，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结果遭到杀身之祸而失去天下吗？所以说给国君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能的人才。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的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快喝干，高的树木最先被砍伐，灵验的宝龟龟甲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被暴晒求雨。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正直强谏，西施被沉江是因为他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得的所长，所以说能力太强的人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他也不喜欢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他也不喜欢没有长进的儿子。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官位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能胜任爵位而享受俸禄的，他就不配当这种享受俸禄的人。良弓不易被拉开，拉开后射得高，射得深，良马不容易被驯服，驯服后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任职之后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边，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够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明君主。长江，黄河里的水，从来不是从一处流下来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的毛集成的，与自己持相同意见就采纳，与自己持不同意见就不采纳，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大水不潦潦为大，大火不燎燎为盛，王德不尧，尧为商，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如果直的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的东西，一定不能荫护万物。因此河流狭窄，干枯得就快，太浅的水流也很快会枯竭，土地坚硬贫瘠就不生长五谷，如果君王的醇厚恩泽仅限于宫中，就不能布施到全国了。
考察贤才的两个方面就是他的修身和所染，君子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追求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渴求招徕远方之民，亲戚都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才能招徕贤人，君子能明白事理，周围的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当自己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遭人诋毁时，就应当自我反省，这样受到的埋怨就会逐渐减少，品德修养也会一天天加强。耳朵不听馋害诽谤的谗言，口不说攻击他人的言语，心不存伤害人的念头，这样，既使遇上好诋毁，攻击的人，对方也就无从施展，君子做事的能力因此而日益增强，志向日益远大，所以遵循的大道就会日益盛行。
君子之道是：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虚伪作假，而是必须具备自身的。内心存在无穷的慈爱，身体举止无比的谦恭，言语谈论无比的文雅，而且能让这些修养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时仍不肯舍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人们称作圣人。
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做事一定没有结果。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别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原则不坚定，识别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基础不牢固的，结果必然危险，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浑浊的水流不会清澈，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加，功成了自然名就，名声和荣誉没有虚假的，都是他自身所为的长期印证体现。只空谈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有人会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的，虽劳苦而不被认可，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只有这样才可以名誉扬于天下。话不在多，而要讲究富有智慧，不看重文雅而讲究明理，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的人，想完成目标则必背道而行了。善行不是出于本意就不会持久，自己不理解的行动是不大可能会成功的。名望不会简单获得，声誉也不会因为诈伪虚作而加以确立。古往今来，以图利为重，忽视自己的名声而成为天下贤士的还从未有过。
君子一定要选择君子贤才居其左右才能有所作为，丝染青颜料就变成了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放五种颜料，就能染出五种颜色，所以对于染的变化是不可不谨慎的；不仅染丝如此，治国也有熏染的问题，舜被许由，伯阳所熏染，禹被皋陶，伯益所熏染，汤被伊尹，仲虺所熏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熏染，这四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夏桀被干辛，推哆所熏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熏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熏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范，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这三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熏染，智伯瑶被智国，张武所熏染，中行寅被籍秦，高疆所熏染，吴王夫差被孙雒，太宰嚭所熏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熏染，这五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以致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五君。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够安定国家，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知人善任，所染得当，所以善于治国的国君，只要用心致力于挑选人才就可以安享国家安定，统治平和的局面，不善于治国的国君，劳神伤身，用尽心思，即使这样操劳也只能是使国家更加危险，自己备受屈辱。上面五位君主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不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就是挑选大臣所染不当。
不仅国家有“染”的问题，对士人来讲也有“染”的问题，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是爱好仁义，淳朴谨慎，恪守法令的人，那么他的家庭就日益兴盛，自身日益安宁，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政治也合于正道了，像段干木，禽滑厘，傅说等人，就是榜样。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自身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政治也不得其道，像子西，易牙，竖刁等人，就是前车之鉴。《诗》上说的‘必择所堪，必谨所堪’就是这个道理。
选用贤人之后还要懂得法仪，七患，辞过之理。
天下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没有法度，没有法度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士人要从事将相的工作，就必须懂得法度的应用，这就好比各种行业的工匠们必须遵循他们行业的法规一样，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线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测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种方法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一水平，但仿效五法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今天那些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的人，不去遵循治理天下的法则，他们这样做，还不如那些工匠们明智。
那么，用什么作为做事的法则才行呢？倘若效法自己的父母会怎样呢？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是仁爱于天下的少之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就有大部分人是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倘若效法自己从学的老师会怎样呢？天下做老师的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老师为法则，这就有大部分是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倘若效法自己的国君会怎样呢？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就有太多的人是效法不仁的，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大多数的父母，师长，国君都不可以作为做事的法则。
那么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恩施深厚而不炫耀自己的功德；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行动做事就必须依天意而行，天意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意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帮，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这是因为天对人是爱护和帮助的缘故。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邑，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饲养牛羊，喂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以虔诚的心来祭天，这难道不是天养育了所有人，供给了所有人食物吗？天既然养育人和供给人食物，怎么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帮呢？所以说，爱人帮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人若自图其说而相互残杀，天就会降祸于他，因此可以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帮，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百姓敬拜上天，敬拜鬼神，他们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就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百姓全都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天下人责骂，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没有停止过。这些就是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例证和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例证，如此看来因爱人，利人而得福的君主是有的，因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君主也是有的。
造成国家危亡的有七种祸患，国君一定要牢记。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国派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在款待宾客中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官位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自己的朋友，国君因此而修订法律以处决臣下，臣下因为惧罪而不能提出更好的建议，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饲养和粮食的种植不能满足需要，大臣的能力不能胜任国家给予的责任，赏赐不能使人得到激励，责罚不能使人感到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若治国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敌人一到，国都很快就会灭亡，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赖以生存的食物，也是国君所赖以给养的物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生存保障，国君就没有了给养。人民一旦没有了饭吃，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运作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物用度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了，国君就有能力驾驭御天下吏民为国尽忠尽力了。若收成不全则没有资本尽用天下之力，一种谷物无收，就叫做馑年，两种谷物无收，就叫做旱年，三种谷物无收，就叫做凶年，四种谷物没有收成就叫做匮年，五种谷物没有收成就叫做饥年。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应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要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要撤掉悬挂的乐器，读书人不上学而要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要制新的，诸侯派来的客人，邻国派来的使者，招待的酒食都不要铺张，驾车的车驾撤掉左右两匹马，改乘小车，道路暂时不做拓宽加长的修理，牛马不加喂粮料，婢妾不穿丝绸做的衣服。一定要用这些行为告诉人们国家已十分贫困了，警醒人们节用度日。
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不慎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个人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如果遇到凶年，路上就会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状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的发生？年成好的时候，百姓就仁慈善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长久不变的呢？做事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收的年成。所以说：财用不足时要反省是否看重农事，粮食不足时就要注意节约使用。古代的贤人因此而按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时用开支，财物自然充足。
即使前世的圣王，也不能保证年年五谷丰登，没有水旱之灾，然而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的人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尽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记录说，禹时有七年的水灾，《殷书》记录说，汤时有五年的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了，然而老百姓确没有受冻，挨饿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生产的粮食物资多，并且使用很节俭。所以说，如果粮仓里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既使自己有正义也无法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就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比庆忌没有戒备之心，轻易随要离一同出走，导致死亡。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被灭国杀死。桀和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却被方圆百里的小国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固本基础，军队是国家的爪牙，城郭坚固所以才能自守，这三者是维护国家的工具。
拿最高的奖赏赐给那些无功的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奇珍异宝；驱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玩之所。活着的时候修造台榭，死后又兴修坟墓，棺椁厚重，制衣多备。这么做就会使百姓受苦，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如果永远不满足其享乐，下面的民众就会有不堪忍受的苦难，这样国家遭受敌寇时就会遭受损失，人民遇到凶年造成饥荒时就会逃亡他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周书》上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就是在讲述“国备”的道理！
作为开明的君主还要改掉生活中的五种过错，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方面一定要节俭。上古的人民不懂得建筑房屋的时候……”
邓陵子与秦献公谈了三天三夜，把墨家的治国思想一一对献公做了分析。秦献公也听得特别用心。听完之后请求邓陵子及其墨家子弟暂住秦国，帮助其巩固秦国政权。
秦献公向邓陵子问计之后，又召来河西书院的旧时同窗连设等人，研讨接下来秦国该做的事情。秦献公希望秦国能向魏国一样，变法图强，但众人一致认为秦国暂时还没有变法的根基，各大夫贵族的心思尚不稳定，秦献公离国将近三十年，秦民未受其半点恩惠，此时贸然变法恐怕引起朝局不稳，但是不做准备，时间一长，各奴隶主旧贵族实力大增，人们对秦献公的能力和变法的决心就会产生动摇。秦该怎么办呢？
连设向献公献计说：“古时，舜为帝，舜的弟弟象，日以杀舜为事，他的父母也帮象的忙，为其谋划杀舜的妙计。一日，舜的父亲说，家中的谷仓坏了，命令舜爬上仓顶做修理，舜爬上去之后就被撤去了上房的梯子，然后象放了一把火，准备将舜烧死。第二天象就兴冲冲地走向舜的府上，心里想着：自己的哥哥死了，现在可以霸占他的财产，顺便还可以让两个嫂嫂给自己铺床。越想越美，心中乐开了花，但当他走进舜的住处时，傻眼了。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弹琴，象看到之后特别的尴尬，舜向其打招呼之后，便将其礼送回家。然后召集群臣把苍梧的封地封给象，让其到苍梧去做国君，派有能力的人去辅佐他，并对象日日召见，让其一年四季都奔波于召见的往返途中，没有时间生事。由此解决了象的问题，国君何不效仿舜帝的做法对秦国做一番改革呢？”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秦献公决定对秦国做一些初步的变革，第一，废除秦的从死从葬制度（即废除秦国延续多年的奴隶陪葬，大臣从死制度［大臣生前许下与国君同生共死的诺言后，要在国君死后殉葬］）改用陶器做成人形来充当陪葬。二是编户齐民，将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打破了殷周以来“国”人与“野”人的平等地位，从而提高了奴隶地位，为奴隶转变成平民开辟了道路。同时将秦国全部人口编于军事组织，即加强了国民之间的相互监督，又便于快速征兵作战。三是迁都栎阳，栎阳地处泾渭中心，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亦多大贾，处于北通戎狄，东通魏韩的要道上，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至关重要。秦献公继承秦灵公邑泾阳之后迁都栎阳，致力于军事，政治的变革，摆脱秦西都雍城一些守旧贵族，老臣的束缚。
秦献公命邓陵子，相里勤等墨家子弟传播墨家思想于秦国乡野之间，秦国大夫之中也有多人研习墨家思想以图富国强民。另派河西书院的干吏及墨家举荐的秦国贤能人才到秦国各部门辅佐秦国官吏理政务事，在秦国边地设立县制，由献公本人选用委派官吏进行军政合一的统治。马帮伢商们活跃于各国之间，给秦献公带来各国的变故，消息，经贸秦国，富民于秦。
不些年，栎阳城外发生“雨金”事件，有含金，钼的陨石雨降落栎阳城外20里地（后人命其雨金镇），当地人捡到后奉若神明，以为迁都栎阳后，神赐金瑞，大吉。秦献公得其金瑞，祀上帝西畤，作畤祭白帝（秦远祖少昊氏），十年不曾与列国征战，专心内部改革，致使秦国，民风节俭，淳厚谦德，国富民强。
秦惠公去世，惠公年仅一岁的秦出子继位，其母小主夫人当政。小主夫人为了维护政权，坚决反对改革，极力维护奴隶主利益，引起新兴地主阶级不满；广用奄变（宦官），群贤不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秦国盗跖率领乡民起义，秦国内忧外患导致衰势和内乱不止。流亡魏国的公子连，听到贤人不为“小主夫人”出谋划策，百姓怨恨和指责的情况后，知其政权不稳，遂决定回国。这些都被魏武侯看在眼里，这时魏武侯也急需一位能与魏国交好的秦国国君，以减轻西线压力，致力于中原各国的争斗，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逃亡在魏将近30年的秦公子连。
魏武侯找到公子连把自己想帮公子连回国争取君位的想法告诉公子连，被其一口回绝了。
公子连说：“秦魏数年征战，早已敌对，如若我得魏君支持，魏国发兵助我回国争位，恐引起秦人怨恨，事与愿违。此事还需我自己谋划，但我可与魏君立下君子之盟，赢师隰感念文侯及君多年来给予的帮助，愿在你有生之年不与魏国为敌，还望魏君能够理解我的难处。”
魏武侯想想，魏国直接帮助公子连回国争位确有不妥，便没有勉强，对公子连说：“尽管如此，你有何难处，可前来魏宫与本侯商议，魏国定当全力助公子登上秦国君位，在所不辞。”
公子连说：“我要顺利回国争取君位，还需在魏国谋划数日，不出所料，一年以后便可回国，在此期间若有冒犯魏国之事，还请魏君多多包涵。”
魏武侯说：“好！好！好！连公子客气了，魏国定当全力配合，助公子早登君位。”
公子连忙揖礼称谢，魏武侯国事繁忙，便拜别公子连，回魏宫去了。
段干木去世之后，马帮伢商头目的位置一直空缺，没有人敢来挑起这根大梁。众人早已将公子连看成了马帮头目，帮内的一些纠纷也都纷纷找公子连调和解决。公子连的调解也很中肯，有效，颇具权威，因此在马帮中威望渐涨，大有当年段干木的风范。公子连召集马帮中的各大头目，说明自己准备回秦国争取君位的意愿。众头目听后都非常地支持，表示愿意听从公子连差遣。
征求完马帮意见之后，公子连上书魏武侯，想找些原来一块在河西书院读书的魏国俊才帮忙，魏武侯一一应下，并送来了大量金银珠宝让公子连使用。
公子连列举法的名单之中便有昔日的随从连设的名字。连设听到公子连的召令之后，将手中的事情放了放，交待给乡里的旧人，便来魏都听从公子连的差遣来了。公子连向连设问计，连设推荐墨家邓陵子给公子连，说此人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墨家祖师墨翟最看重的弟子之一，若得此人和墨家相助，事情便好办多了。于是公子连让连设引荐，想拜访拜访这位墨家贤人。
连设带领公子连来到邓陵子的住所，在一个五百米多宽，三千米左右的小山沟里，穿过邓陵子种植的各种农作物麻，黍，麦，豆地之后，又穿过一片三十多亩的果树林，一片五六亩的杂木林，便到了邓陵子的住所。二十多间木质结构的房子排列两旁，中央是一座两层高的木楼，木楼上边一层是拱顶的盖子，四周用木柱支撑，四周通畅，站在上面能看见四周的风景，纳入四围的山水，也可用于夏日遮阳，冬天站在上边晒太阳，喝酒吃茶；底下一层是住人的地方，里边盘有一个横着的大火炕，炕的一头盘有锅台，可用来做饭，烧水，屋内放了两个水缸，一张小方桌，四五把小木凳，一个存放衣服，杂物的小木柜，摆放整齐，错落有致。
邓陵子看有客人来，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了出来，说：“连设兄弟，好久都没过来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然后笑着迎接道：“这位是？”
连设忙引荐道：“这就是我经常给老兄说起的，我家的老主子秦灵公之子，公子连。”
邓陵子迎了过来向公子连打招呼说：“久仰，久仰，公子屋里坐，屋里坐。”说着便将二人迎入屋内，招呼二人坐到桌旁，端来茶水，桃，梨，坐下对公子连说：“经常听连设老弟提起您，说公子谦厚，仁爱，胸怀宽广，处事果断，有王者之气。今日一见果然与他的说法相差不二！”说着会心地笑了笑。
公子连忙谦让道：“这都是连设的过实之言，哪里比得上先生的高风亮节！先生勤生薄死，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实为我等楷模。连设不才，还望先生多多指教。”说着便向邓陵子鞠躬行礼。
邓陵子也没有回礼，笑着说道：“先师墨翟先生曾对我说，孔夫子的俗礼已广传于世人，儒家重乐，多礼，使世人忙于礼乐而耽误了耕作，华而不实，混乱了世人的主次，不知是先有生死忧患，还是先有礼乐诗书。劝导我等多行义举，少遵俗礼，故而不再回礼，望公子见谅。”
公子连忙笑道：“是啊！周的礼节首先就是制定给王公大臣，世袭贵族所遵守；这些人没有耕作之苦，征战之痛，假若再不遵礼乐，这天下岂不要炸了锅？可如今各国的奴隶有些已经解放，有了自己耕作的土地，有些还未解放，还受奴隶主贵族役使，压迫，天下群雄逐起，由于战争对兵源，粮草的需求，各国变法，解放奴隶，小地主兴起，宗族制度解体，当此之时，不大兴产业，增产粮食，广增人口，让人遵守太多的礼法反倒要落后于各国，误了耕作，也误了操练，着实令人痛心。赢师隰认为，礼乐虽能使人明志，正身，但也非多多益善，还应适可而止，有此想法，不知先生可否称心！”
邓陵子道：“公子流亡魏国数年，此等经历，正与我墨家弟子遭遇相近，自然话理相通。之前连设兄弟向我提起过公子复国的志向。墨家不才，但愿助公子一臂之力，公子若是有事，万万不能客气，我等墨家弟子必当殉身赴义，助公子完成宏愿。只求公子以天下为重，荣登君位之后多操心天下民间疾苦，能恪守墨家节葬，非乐，兼爱，尚同，亲士，节用的修行，望公子成全。”
公子连忙回答道：“如今墨家众人受的苦，正与我秦民的苦难一般，师隰定当以天下为己任，不负先生厚望，只是眼下……”
还没等公子连说完，邓陵子接话道：“公子不必说了，我与连设兄弟至交，公子的心志早已知晓，有事只管吩咐，墨家数千弟子全凭公子差遣。”
公子连见邓陵子侠义心肠，办事利落，也没有拖拉，便直接对邓陵子说：“如今我秦国小主夫人掌权，广用奄变，群贤自匿，百姓郁怨，我有意回国夺取君位，解救秦民于水火之中，想请先生帮忙。想请先生在下月初一带领墨家头目到我府上谋划，如若不出师隰所料，一年以后便可成事，还望先生能够帮忙。”
邓陵子忙应道：“好，好，好！全凭公子调度。”
三人将事情谈妥之后，在邓陵子园中观看一番。邓陵子指着自家的鸡说：“公子你看，这些小小的鸡，确是帮了我的大忙。刚来的时候，五毒横行，自己也伤了几次，自从养了这些东西之后，把家里的五毒，吃的吃，赶的赶，快要绝迹了，如此才活的舒心！”
公子连笑着应道：“万物相生相克，邓先生可是沾了这些小鸡的大光了。”说着三人都笑了起来。
连设开玩笑道：“想不到堂堂一代大侠，还要仰仗这几只家禽过舒心日子。”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邓陵子也笑着说道：“是！这鸡可是好东西！”
三人游玩了一天，傍晚时分，邓陵子便送二人离开，商定下月到公子连府上议事。
第二月初一，秦公子连召集赶来赴会的马帮伢商及墨家邓陵子等人，连设以及邓陵子的得意门生相夫子也来参会，商议赢师隰回秦之事。
大家欢聚一堂，互相认识之后便喝酒议事，欢声笑语，各尽所能，自是热闹非凡。最后议定分为三路人马分别入秦做公子连入秦的准备，公子连将连设及其河西书院的旧友分为一队，将马帮弟子与相夫子所领的墨家弟子分为一拨，让其互相配合，完成任务。最后吩咐邓陵子与其所带的墨家弟子完成连公子入秦的最后一项任务。议完之后公子连分别召见三路人马，吩咐他们应做的事情，讲解给他们秦国的一些情况，便让各路人马上路了。
连设等一帮人分别带领珠宝钱粮投到秦出子母子及秦国各大贵族门下充当门客；相夫子，墨家弟子带着盘缠散布于秦国民间，教授秦民节葬，节用，非命，天志的思想，并将墨家的手工技艺及养殖，播种的高超技术传播民间，并散布秦公子连的贤德事迹于秦民之中；马帮弟子行走于秦国乡野，市井，联络各地的消息，通信于各批人次，并兼有考查秦民疾苦，查明秦地吏民人口，生活，交通的重则。邓陵子等人行侠于市井之中，广交秦国贤能，散播公子连亲士，修身，尚贤，兼爱的品质，广察天下贤能，以备秦国日后复兴之用。
一段时日之后，连设见时机成熟，便向秦出公母，小主夫人献策说：“秦君年幼，国母长期理政，时日一长怕要招来非议。如今之计乃是党同伐异，将那些不听话的，不与国母（小主夫人）亲近的人一步步从大夫，将军职位上撤去，换上自己的亲戚，宦人等与您亲近之人，方能国家安稳，政局稳定。要不然恐怕会重蹈秦灵公，公子连的覆辙，被秦大夫赶出秦国，拥立他人，望国母斟酌。”
另一些人便向秦国大夫及将军，吏民们传播小主夫人广用奄变，外戚，猜忌于众臣的事实。劝说众臣早做谋划，以免被其逐个打击，失势于朝中而有性命之忧，亡族之恨的发生。如此一来，上下相怨，各怀鬼胎，秦国自然政令不通，一片混乱，众人劝谏秦国大夫迎立秦公子连回秦的事便是顺理成章了。
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公子连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便辞别魏武侯，踏上了回国之路。公元前385年，秦公子连在各路人马及秦国民众的帮助下，到达郑（今陕西省华县东）的要塞，秦右主然把守要塞，对公子连说：“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免去矣！”不放公子连一行。公子连只好离开郑的要塞，改道向北，进去翟国的焉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守城的官吏菌迎接公子一行入关。公子连一行打算沿今子午岭和六盘山之间的马莲河，清水河谷（古狄道）至今陕西长武，彬县而进去雍都，但因秦军阻挡，只好又西行入故都“西垂”（今甘肃礼县）等待时机。
小主夫人听到消息后大惊，连忙令将士前去抵抗。将士接到命令说：“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将士们走到半路，在亲公子连官吏的策划下，乘机发动了哗变，改令说“不是去迎击敌寇，而是去迎接明君。”，公子连一行在将士们拥护下，顺利回到都城，包围小主夫人，将小主夫人与秦出子囚禁。公子连被立为国君，是为秦献公，献公初立，杀出子及小主夫人，沉之渊旁，后改葬雍。
秦献公即位之后，首先着手巩固王室，稳定政权和国内秩序。处死秦出子及小主夫人之后，大臣们心中不安，因此赏罚是否得当是秦献公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右主然曾经阻止秦献公回国，遭献公怨恨，欲给予严厉惩处；感激大夫菌，欲给予重赏。大臣监突劝谏说：“这么做不妥当，秦公子流亡在外的不止你一人，若是这样做，那么臣子们就会争相将流亡的诸公子迎回国，这对国君您是不利的”。献公采纳了监突的奏章，赦免了右主然，封菌改为执政大夫，赏给守塞的士卒每人20石粮食，众臣和将士们心悦诚服，更加尽职尽责。秦献公的政权初步得到稳定，边疆也安定太平下来，使国人看到了希望。
秦献公回国，墨家弟子出力不少，于是在政权初步巩固之后便召见墨家邓陵子，相夫子等人，问计治理国家的谋略。
献公首先召见邓陵子说：“秦国数年内斗，君臣腐化，国势衰微，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数次遭受三晋攻夺，国库空虚，军心散涣。今日大局已定，先生认为秦之当务之急是什么？有何良策可以治国安民，与天下群雄并列而居呢？”
邓陵子说：“秦之今日犹如吴起奔楚时的楚国一样，主要还是人口，人力不足。中原各国都已实行变法，废除了奴隶制而行封建之制，秦国人力仍把持在秦国各贵戚，大夫，大庶长手中，致使人民怨恨，奴隶逃亡他国，小地主饱受欺压，国民勉强度日；各大夫宗族观念过强，有家而无国，与国争利，与民争利；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废除奴隶制度，解放秦国人口，分封土地给他们开垦，收取租税，征发徭役，奖励军功，安定民心，从而达到国富民强。”
秦献公叹道：“是啊！我曾怀念先公的功绩，亲眼见到魏文侯礼贤下士，上下亲服，军民齐心，各国仁人志士奔走相向；文侯变法图强，雄霸于中原，而秦确连年衰败，丧土失民，嗤笑于天下诸侯，着实令人心寒！”
邓陵子说道：“当今秦之情况，国君须懂得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尚贤，兼爱，节用，节葬之道”。说完顿了顿便又说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没有比任用贤士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君主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情况还不曾走过。从前，晋文公被迫逃离在外，后成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明君主。这三位君主所以能成功，并且扬名于天下，都是在他们国家遭受屈辱的情况下取得的。最好的是不遭受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人才。
人们所担忧的不是没有安定的住所，而是没有安定的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途进展顺利时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在不得志时会反思自己的作为；既使杂处于平民百姓之中，始终不会有怨恨之心，这是他们充分自信的缘故。所以说即使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事情，也一定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标。没有听说过有所欲为的人，而能免于人们对他所为厌恶的后果的，所以奸佞之臣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自己过失的大臣，主上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有持不同意见者的反复辩论，有能相互警戒者的直言劝谏，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如果臣下只重爵禄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沉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不满的情绪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阻塞，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结果遭到杀身之祸而失去天下吗？所以说给国君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能的人才。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的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快喝干，高的树木最先被砍伐，灵验的宝龟龟甲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被暴晒求雨。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正直强谏，西施被沉江是因为他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得的所长，所以说能力太强的人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他也不喜欢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他也不喜欢没有长进的儿子。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官位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能胜任爵位而享受俸禄的，他就不配当这种享受俸禄的人。良弓不易被拉开，拉开后射得高，射得深，良马不容易被驯服，驯服后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任职之后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边，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够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明君主。长江，黄河里的水，从来不是从一处流下来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的毛集成的，与自己持相同意见就采纳，与自己持不同意见就不采纳，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大水不潦潦为大，大火不燎燎为盛，王德不尧，尧为商，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如果直的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的东西，一定不能荫护万物。因此河流狭窄，干枯得就快，太浅的水流也很快会枯竭，土地坚硬贫瘠就不生长五谷，如果君王的醇厚恩泽仅限于宫中，就不能布施到全国了。
考察贤才的两个方面就是他的修身和所染，君子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追求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渴求招徕远方之民，亲戚都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才能招徕贤人，君子能明白事理，周围的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当自己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遭人诋毁时，就应当自我反省，这样受到的埋怨就会逐渐减少，品德修养也会一天天加强。耳朵不听馋害诽谤的谗言，口不说攻击他人的言语，心不存伤害人的念头，这样，既使遇上好诋毁，攻击的人，对方也就无从施展，君子做事的能力因此而日益增强，志向日益远大，所以遵循的大道就会日益盛行。
君子之道是：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虚伪作假，而是必须具备自身的。内心存在无穷的慈爱，身体举止无比的谦恭，言语谈论无比的文雅，而且能让这些修养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时仍不肯舍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人们称作圣人。
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做事一定没有结果。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别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原则不坚定，识别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基础不牢固的，结果必然危险，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浑浊的水流不会清澈，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加，功成了自然名就，名声和荣誉没有虚假的，都是他自身所为的长期印证体现。只空谈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有人会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的，虽劳苦而不被认可，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只有这样才可以名誉扬于天下。话不在多，而要讲究富有智慧，不看重文雅而讲究明理，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的人，想完成目标则必背道而行了。善行不是出于本意就不会持久，自己不理解的行动是不大可能会成功的。名望不会简单获得，声誉也不会因为诈伪虚作而加以确立。古往今来，以图利为重，忽视自己的名声而成为天下贤士的还从未有过。
君子一定要选择君子贤才居其左右才能有所作为，丝染青颜料就变成了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放五种颜料，就能染出五种颜色，所以对于染的变化是不可不谨慎的；不仅染丝如此，治国也有熏染的问题，舜被许由，伯阳所熏染，禹被皋陶，伯益所熏染，汤被伊尹，仲虺所熏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熏染，这四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夏桀被干辛，推哆所熏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熏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熏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范，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这三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熏染，智伯瑶被智国，张武所熏染，中行寅被籍秦，高疆所熏染，吴王夫差被孙雒，太宰嚭所熏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熏染，这五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以致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五君。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够安定国家，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知人善任，所染得当，所以善于治国的国君，只要用心致力于挑选人才就可以安享国家安定，统治平和的局面，不善于治国的国君，劳神伤身，用尽心思，即使这样操劳也只能是使国家更加危险，自己备受屈辱。上面五位君主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不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就是挑选大臣所染不当。
不仅国家有“染”的问题，对士人来讲也有“染”的问题，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是爱好仁义，淳朴谨慎，恪守法令的人，那么他的家庭就日益兴盛，自身日益安宁，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政治也合于正道了，像段干木，禽滑厘，傅说等人，就是榜样。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自身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政治也不得其道，像子西，易牙，竖刁等人，就是前车之鉴。《诗》上说的‘必择所堪，必谨所堪’就是这个道理。
选用贤人之后还要懂得法仪，七患，辞过之理。
天下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没有法度，没有法度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士人要从事将相的工作，就必须懂得法度的应用，这就好比各种行业的工匠们必须遵循他们行业的法规一样，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线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测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种方法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一水平，但仿效五法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今天那些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的人，不去遵循治理天下的法则，他们这样做，还不如那些工匠们明智。
那么，用什么作为做事的法则才行呢？倘若效法自己的父母会怎样呢？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是仁爱于天下的少之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就有大部分人是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倘若效法自己从学的老师会怎样呢？天下做老师的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老师为法则，这就有大部分是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倘若效法自己的国君会怎样呢？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就有太多的人是效法不仁的，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大多数的父母，师长，国君都不可以作为做事的法则。
那么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恩施深厚而不炫耀自己的功德；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行动做事就必须依天意而行，天意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意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帮，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这是因为天对人是爱护和帮助的缘故。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邑，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饲养牛羊，喂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以虔诚的心来祭天，这难道不是天养育了所有人，供给了所有人食物吗？天既然养育人和供给人食物，怎么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帮呢？所以说，爱人帮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人若自图其说而相互残杀，天就会降祸于他，因此可以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帮，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百姓敬拜上天，敬拜鬼神，他们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就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百姓全都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天下人责骂，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没有停止过。这些就是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例证和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例证，如此看来因爱人，利人而得福的君主是有的，因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君主也是有的。
造成国家危亡的有七种祸患，国君一定要牢记。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国派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在款待宾客中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官位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自己的朋友，国君因此而修订法律以处决臣下，臣下因为惧罪而不能提出更好的建议，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饲养和粮食的种植不能满足需要，大臣的能力不能胜任国家给予的责任，赏赐不能使人得到激励，责罚不能使人感到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若治国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敌人一到，国都很快就会灭亡，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赖以生存的食物，也是国君所赖以给养的物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生存保障，国君就没有了给养。人民一旦没有了饭吃，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运作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物用度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了，国君就有能力驾驭御天下吏民为国尽忠尽力了。若收成不全则没有资本尽用天下之力，一种谷物无收，就叫做馑年，两种谷物无收，就叫做旱年，三种谷物无收，就叫做凶年，四种谷物没有收成就叫做匮年，五种谷物没有收成就叫做饥年。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应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应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要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要撤掉悬挂的乐器，读书人不上学而要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要制新的，诸侯派来的客人，邻国派来的使者，招待的酒食都不要铺张，驾车的车驾撤掉左右两匹马，改乘小车，道路暂时不做拓宽加长的修理，牛马不加喂粮料，婢妾不穿丝绸做的衣服。一定要用这些行为告诉人们国家已十分贫困了，警醒人们节用度日。
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不慎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个人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如果遇到凶年，路上就会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状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的发生？年成好的时候，百姓就仁慈善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长久不变的呢？做事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收的年成。所以说：财用不足时要反省是否看重农事，粮食不足时就要注意节约使用。古代的贤人因此而按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时用开支，财物自然充足。
即使前世的圣王，也不能保证年年五谷丰登，没有水旱之灾，然而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的人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尽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记录说，禹时有七年的水灾，《殷书》记录说，汤时有五年的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了，然而老百姓确没有受冻，挨饿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生产的粮食物资多，并且使用很节俭。所以说，如果粮仓里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既使自己有正义也无法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就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比庆忌没有戒备之心，轻易随要离一同出走，导致死亡。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被灭国杀死。桀和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却被方圆百里的小国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固本基础，军队是国家的爪牙，城郭坚固所以才能自守，这三者是维护国家的工具。
拿最高的奖赏赐给那些无功的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奇珍异宝；驱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玩之所。活着的时候修造台榭，死后又兴修坟墓，棺椁厚重，制衣多备。这么做就会使百姓受苦，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如果永远不满足其享乐，下面的民众就会有不堪忍受的苦难，这样国家遭受敌寇时就会遭受损失，人民遇到凶年造成饥荒时就会逃亡他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周书》上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就是在讲述“国备”的道理！
作为开明的君主还要改掉生活中的五种过错，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方面一定要节俭。上古的人民不懂得建筑房屋的时候……”
邓陵子与秦献公谈了三天三夜，把墨家的治国思想一一对献公做了分析。秦献公也听得特别用心。听完之后请求邓陵子及其墨家子弟暂住秦国，帮助其巩固秦国政权。
秦献公向邓陵子问计之后，又召来河西书院的旧时同窗连设等人，研讨接下来秦国该做的事情。秦献公希望秦国能向魏国一样，变法图强，但众人一致认为秦国暂时还没有变法的根基，各大夫贵族的心思尚不稳定，秦献公离国将近三十年，秦民未受其半点恩惠，此时贸然变法恐怕引起朝局不稳，但是不做准备，时间一长，各奴隶主旧贵族实力大增，人们对秦献公的能力和变法的决心就会产生动摇。秦该怎么办呢？
连设向献公献计说：“古时，舜为帝，舜的弟弟象，日以杀舜为事，他的父母也帮象的忙，为其谋划杀舜的妙计。一日，舜的父亲说，家中的谷仓坏了，命令舜爬上仓顶做修理，舜爬上去之后就被撤去了上房的梯子，然后象放了一把火，准备将舜烧死。第二天象就兴冲冲地走向舜的府上，心里想着：自己的哥哥死了，现在可以霸占他的财产，顺便还可以让两个嫂嫂给自己铺床。越想越美，心中乐开了花，但当他走进舜的住处时，傻眼了。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弹琴，象看到之后特别的尴尬，舜向其打招呼之后，便将其礼送回家。然后召集群臣把苍梧的封地封给象，让其到苍梧去做国君，派有能力的人去辅佐他，并对象日日召见，让其一年四季都奔波于召见的往返途中，没有时间生事。由此解决了象的问题，国君何不效仿舜帝的做法对秦国做一番改革呢？”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秦献公决定对秦国做一些初步的变革，第一，废除秦的从死从葬制度（即废除秦国延续多年的奴隶陪葬，大臣从死制度［大臣生前许下与国君同生共死的诺言后，要在国君死后殉葬］）改用陶器做成人形来充当陪葬。二是编户齐民，将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打破了殷周以来“国”人与“野”人的平等地位，从而提高了奴隶地位，为奴隶转变成平民开辟了道路。同时将秦国全部人口编于军事组织，即加强了国民之间的相互监督，又便于快速征兵作战。三是迁都栎阳，栎阳地处泾渭中心，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亦多大贾，处于北通戎狄，东通魏韩的要道上，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至关重要。秦献公继承秦灵公邑泾阳之后迁都栎阳，致力于军事，政治的变革，摆脱秦西都雍城一些守旧贵族，老臣的束缚。
秦献公命邓陵子，相里勤等墨家子弟传播墨家思想于秦国乡野之间，秦国大夫之中也有多人研习墨家思想以图富国强民。另派河西书院的干吏及墨家举荐的秦国贤能人才到秦国各部门辅佐秦国官吏理政务事，在秦国边地设立县制，由献公本人选用委派官吏进行军政合一的统治。马帮伢商们活跃于各国之间，给秦献公带来各国的变故，消息，经贸秦国，富民于秦。
不些年，栎阳城外发生“雨金”事件，有含金，钼的陨石雨降落栎阳城外20里地（后人命其雨金镇），当地人捡到后奉若神明，以为迁都栎阳后，神赐金瑞，大吉。秦献公得其金瑞，祀上帝西畤，作畤祭白帝（秦远祖少昊氏），十年不曾与列国征战，专心内部改革，致使秦国，民风节俭，淳厚谦德，国富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