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是绣城了？”
辛晓松是邮科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的所长，全国各地应该说是去过了不少地方，祖国的大好河山天南海北都留下了他的脚步。
然而当他踏上绣城的土地开始，却不自觉的放缓了脚步，有些迟疑起来。
“嗨，麻烦，让一让！”
辛晓松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让他不由自主的向旁边让了一下。
只见片刻之间，如同风一般在他身旁跑过一个人。他是个穿着蓝色跨栏背心的年轻人，耳朵上扣着一个简易的耳麦，腰间别着一个walkman的随身听，脚上穿着白色的回力球鞋，跑起步来挥洒自如、自信昂扬——这倒是不奇怪，如果辛所长、哦，辛所长的年纪大了点，如果他儿子腰间也能别个walkman的随身听，肯定也要一大早跑到自己没有力气为止。
哪怕累的吐舌头，放心，这对年轻人来说也是甘之若饴的事情。在别人家买个收录机好像买了一发155mm榴弹那么大件家用电器的年代，能把音响设备跨在腰上，就好像黑衣人那把威力无穷的小手枪一样拉风。
在娱乐匮乏的年代里，早上晨跑时候周围人羡慕而新奇的眼神，就已经足以值回票价了。腰上挎着walkman的人，那是断然拒绝在人少的地方跑步的。只有哪里人多，才一准要往哪里一头扎进去不可。
“骚包。”辛晓松摇摇头，撇了撇嘴。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哼——”
好在前面的男人是边听歌边跑步，辛晓松的话是听不到的。不过如果辛晓松能够注意到他的嘴型，就会发现跑步的年轻人正在不断的默默读着什么。从他不断重复的嘴型来看，似乎像是在重复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方式。
也幸好这个年轻人的心思不在辛晓松的身上，不然以东北人的暴脾气——其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嘛。
东北人也一样是普通人，一言不合就跳、哦不，是瞅一眼就干仗的那种人，在东北还没有大下岗之前，同样也是稀有品种。像那种社会上的混混二流子，实际上反而是社会上鄙视链的最底层。
也就是原来历史上的十年后，东北经济崩盘才带来的恶果。别说是东北了，苏联解体之后，光头党可是世界十大黑帮之一。放到苏联还在的时候，古拉格那帮垃圾又算的了什么？
稍微抱怨了两句，辛晓松重新又拎起手上的皮箱，开始举目四望。很快，他就在一群高高举起的纸牌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哎，你们是新科公司的？我是辛晓松。”
“哦！辛所长您好，我是新科公司公关部的，我姓徐，您叫我小徐就行。”
打着辛晓松牌子的年轻人连忙伸出手来，想要和他握手。却没想到，下一刻一个皮箱就塞到了他的手里。
“帮我拿着，别磕碰到！”辛晓松松开了衣领的扣子，喘了两口气：“走吧，先去招待所安排我休息一下。坐了一晚上的火车，简直把人累死了！”
“好，您往这边走。”小徐看不出丝毫不满，一脸笑意的在前面带路。
早上七点停靠在绣城的过路火车，辛晓松火车上坐的是卧铺，其实倒也不算太累。这时手上轻巧了，再抬头打量周围的景色，才看出绣城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来。
其中一点，就是绣城的街道上，摩托车竟然很是不少。然而相对这么多的摩托车，汽车的数量却不太显眼。
有嘉陵、轻骑和黎明这样的国产货，也有川崎125这样的进口车。这年月普通人骑上一辆摩托车，那就和三十年后开跑车一样。轻骑能算是美人豹，嘉陵250则类似于酷派的风格。长江750是牧马人，如果胯下骑的是川崎125，那至少相当于一辆奥迪TT了。
如果你出门开的是一辆菲亚特小土豆，不用说，三十年后开保时捷都没有你拉风！
就在早上上工的时间里，绣城街道上摩托车在自行车海洋中竟然至少能占十分之一！哪怕是放到帝都，也没有这么高的比例。
但相对于这么多的摩托车，想来绣城人的收入肯定很高吧？说不定开汽车的人也不少？
然而早晨时候街道上的汽车，实际上却并不是很多。有一些菲亚特小土豆，有一些苏联的拉达，还有大沽的大发面包车和极少的桑塔纳。更多的是圆头圆脑、看起来颇有点憨厚可爱感觉的公交车，它们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海洋里，简直就像沙丁鱼群里的鲸鱼一样。
虽然听说绣城很可能在今年拿下一个特区名额，但要和深土川比，两者又是不同的风格。
深土川的特区地位，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与香江隔河相望、比邻而居，在与国际经济交流中因此有特别的优势。
在经济上，深土川主要承接的是港资、侨资和国际投资，经济运行的模式是外向型的，以进出口为主。工业模式上主要是加工业，像是服装厂、电子厂、玩具厂，产业集中在人力密集型领域。
然而对绣城来说，却不可能这样做。首先绣城没有这个地理优势，它身处渤海内侧，周围没有香江这样的******，对外资的号召力并没有那么大。
其次和深土川当年建设中全国支持也不能比，绣城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渤海省一省之力，最多就是东三省齐心协力。进出口优惠的政策即使一样，恐怕也无法与具有先发优势的深土川相比。
再者深土川的工人可以说是吃苦耐劳，女工们可以坐在操作台前一整天，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规定。但这样的劳动纪律，不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从来都没有在东北能够流行过。
究其原因，大概是东北过早的进入了高度城镇化社会。以渤海省为例，八十年代城镇化率高达42.4%，全国仅次于帝都和魔都和大沽这三个直辖市。
到1990年，渤海省的城镇化率是50%，到二十一世纪，则是67%。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三十年，城镇化率才提高了25%。然而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渤海省的城镇化率仍然还是全国第五。
城镇市民在八十年代相对农业人口是特权阶级，生活要优渥的多。福利、生活条件和就业水平，理论上是远超过中国其他省区的。本身就不担心就业问题的东北工人，是无法“忍受”像深土川的“血汗工厂”里的管理模式的。
或者可以换个说法，八十年代的渤海省大概能算是“穷光蛋发达国家”。和那些未来被中国产业粉碎的发达国家类似，中国改开之后爆发的生产力最先粉碎的就是国内的“发达地区”，也就是共和国的长子们。
和发达国家搞不起人力密集型产业一样，东北的土壤在现阶段也并不适合这条道路。
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说明绣城即使成为特区，也不可能照搬深土川的经验。
这种指导思想表现到现实中来，就是绣城和深土川截然相反的两种城市气质。
深土川的城市道路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汽车在跑了。“中华第一高楼”的深土川大厦，更是成为了改开的象征。宽敞繁华的深南大道，简直可以堪称是时代的脉搏。在华强北的荒原上，已经是一片片工厂开始拔地而起。
与显现出勃勃生机的深土川相比，绣城似乎显得有些平凡。
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建造于1057年的一座古代石塔。城市里最宽敞的道路，是火车站前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普通商业街。整个城市最常见的高层建筑，是工厂里耸立的烟囱。人们身上的衣服，似乎也没有深土川特区那样追赶潮流。从表面上来看，绣城和如今中国其他的重工业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人。
在绣城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甚至在利用等红灯的时间里，仍然捧着一本书在尽快的扫上两眼。
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好学，也许他的单位今天有一场测验正在准备。
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城市，绣城早晨的通勤车就要多的多了。一辆辆刷着厂名、公司名，圆头圆脑的公交车从辛晓松眼前驶过，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一般来说，工厂建在城内的企业是不需要通勤车的。只有上下班需要的时间太长，单位为了不影响工作时间和职工工作效率，才会配备通勤。
从绣城街道上的通勤车数量来看，显然有很多工厂已经迁出了城市。
随着绣城开放特区的可能越来越大，绣城的土地价值无疑正在快速增长。将工厂迁去城郊，空出来的土地进行开发，便成了很多企业的选择。学习新课公司搞房地产开发照顾自己人，这绝对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好手段。
由此带来的荣誉感和虚荣心的满足，能够为企业领导进行改革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
这些早上坐在通勤车里的人，乘车的时候仍然不忘捧着一本书来看。也不一定就是好学，或许是看闲书解闷，或者是兴趣爱好呢？
但是莫名的，辛晓松会觉得，绣城这个城市是和其他城市不同的。
其实说来也简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摆在面前，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力了。
新科集团胡文海的都市传说，在绣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从红点瞄准镜到蓝色小药丸，从锂电池到电力电子，科学技术是实打实的能变成真金白银。
这在绣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真理了。
为什么胡文海能行，我不能行？
这是很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
绣城的企业也有很多在技术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绣城重型机械厂，建筑机械和建筑车辆不仅供应全国，甚至还大量出口到伊拉克，最近就连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过来询问价格的企业。
绣城计算机厂，从七十亿项目里拿下了多项电子产品的生产。不仅如此，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材生女厂长冉妮的带领下，绣城计算机厂还掌握了PSG发声器的技术。为新科电子提供的发声单元应用在出口到苏联电子游戏机上，兼且还担任了游戏机的组装工作，每年利润上亿元！
绣城纺织厂，在渤海省放开纺织品控制之后，凭借自行研发的化纤混纺技术更是赚了个盆满驮满。
在绣城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一些工人提出的技改方案如果获得通过，组织上也会授予相当让人满意的奖励。在八级工体系之外，绣城也开始进行专业等级考试。相同岗位和工作，更能多领一份职称工资，以便鼓励工人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
有的个体户将大沽的煎饼果子进行改良，符合东北人口味之后大受欢迎。因为能够节省早餐的时间，就餐方式灵活而口味独特，两个月的时间就风靡全城。光是靠开煎饼果子的培训班和卖餐车，改良人就短时间里聚拢起了大量的财富，更是享受到绣城日报的特刊采访和报道。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当然也有类似“远红外频谱能量治疗仪”之类的民科、伪科学产品在市面上流传，不过绣城官方对这些假货贩子的打击力度很强烈，算是把副作用限制在了最小。
这么多凭借技术致富的人和企业，发挥着巨大的带头示范作用。在绣城，一股学习的热潮正在席卷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虽然难免有些功利，但是但凡有些上进心的人，无不在废尽了心思去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找到一个能够获得人们欢迎的好点子。
哪怕再小的成功几率，乘上绣城的百万市民，总会有成功的幸运儿。而这些幸运儿又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知识改变命运便成了绣城人的共识。
辛晓松虽然对绣城这种气氛的成因不太了解，但作为一座研究所的所长，他实在是太熟悉这种感觉了。
就好像他身处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座大学。
这个绣城，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城市。
辛晓松是邮科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的所长，全国各地应该说是去过了不少地方，祖国的大好河山天南海北都留下了他的脚步。
然而当他踏上绣城的土地开始，却不自觉的放缓了脚步，有些迟疑起来。
“嗨，麻烦，让一让！”
辛晓松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让他不由自主的向旁边让了一下。
只见片刻之间，如同风一般在他身旁跑过一个人。他是个穿着蓝色跨栏背心的年轻人，耳朵上扣着一个简易的耳麦，腰间别着一个walkman的随身听，脚上穿着白色的回力球鞋，跑起步来挥洒自如、自信昂扬——这倒是不奇怪，如果辛所长、哦，辛所长的年纪大了点，如果他儿子腰间也能别个walkman的随身听，肯定也要一大早跑到自己没有力气为止。
哪怕累的吐舌头，放心，这对年轻人来说也是甘之若饴的事情。在别人家买个收录机好像买了一发155mm榴弹那么大件家用电器的年代，能把音响设备跨在腰上，就好像黑衣人那把威力无穷的小手枪一样拉风。
在娱乐匮乏的年代里，早上晨跑时候周围人羡慕而新奇的眼神，就已经足以值回票价了。腰上挎着walkman的人，那是断然拒绝在人少的地方跑步的。只有哪里人多，才一准要往哪里一头扎进去不可。
“骚包。”辛晓松摇摇头，撇了撇嘴。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哼——”
好在前面的男人是边听歌边跑步，辛晓松的话是听不到的。不过如果辛晓松能够注意到他的嘴型，就会发现跑步的年轻人正在不断的默默读着什么。从他不断重复的嘴型来看，似乎像是在重复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方式。
也幸好这个年轻人的心思不在辛晓松的身上，不然以东北人的暴脾气——其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嘛。
东北人也一样是普通人，一言不合就跳、哦不，是瞅一眼就干仗的那种人，在东北还没有大下岗之前，同样也是稀有品种。像那种社会上的混混二流子，实际上反而是社会上鄙视链的最底层。
也就是原来历史上的十年后，东北经济崩盘才带来的恶果。别说是东北了，苏联解体之后，光头党可是世界十大黑帮之一。放到苏联还在的时候，古拉格那帮垃圾又算的了什么？
稍微抱怨了两句，辛晓松重新又拎起手上的皮箱，开始举目四望。很快，他就在一群高高举起的纸牌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哎，你们是新科公司的？我是辛晓松。”
“哦！辛所长您好，我是新科公司公关部的，我姓徐，您叫我小徐就行。”
打着辛晓松牌子的年轻人连忙伸出手来，想要和他握手。却没想到，下一刻一个皮箱就塞到了他的手里。
“帮我拿着，别磕碰到！”辛晓松松开了衣领的扣子，喘了两口气：“走吧，先去招待所安排我休息一下。坐了一晚上的火车，简直把人累死了！”
“好，您往这边走。”小徐看不出丝毫不满，一脸笑意的在前面带路。
早上七点停靠在绣城的过路火车，辛晓松火车上坐的是卧铺，其实倒也不算太累。这时手上轻巧了，再抬头打量周围的景色，才看出绣城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来。
其中一点，就是绣城的街道上，摩托车竟然很是不少。然而相对这么多的摩托车，汽车的数量却不太显眼。
有嘉陵、轻骑和黎明这样的国产货，也有川崎125这样的进口车。这年月普通人骑上一辆摩托车，那就和三十年后开跑车一样。轻骑能算是美人豹，嘉陵250则类似于酷派的风格。长江750是牧马人，如果胯下骑的是川崎125，那至少相当于一辆奥迪TT了。
如果你出门开的是一辆菲亚特小土豆，不用说，三十年后开保时捷都没有你拉风！
就在早上上工的时间里，绣城街道上摩托车在自行车海洋中竟然至少能占十分之一！哪怕是放到帝都，也没有这么高的比例。
但相对于这么多的摩托车，想来绣城人的收入肯定很高吧？说不定开汽车的人也不少？
然而早晨时候街道上的汽车，实际上却并不是很多。有一些菲亚特小土豆，有一些苏联的拉达，还有大沽的大发面包车和极少的桑塔纳。更多的是圆头圆脑、看起来颇有点憨厚可爱感觉的公交车，它们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海洋里，简直就像沙丁鱼群里的鲸鱼一样。
虽然听说绣城很可能在今年拿下一个特区名额，但要和深土川比，两者又是不同的风格。
深土川的特区地位，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与香江隔河相望、比邻而居，在与国际经济交流中因此有特别的优势。
在经济上，深土川主要承接的是港资、侨资和国际投资，经济运行的模式是外向型的，以进出口为主。工业模式上主要是加工业，像是服装厂、电子厂、玩具厂，产业集中在人力密集型领域。
然而对绣城来说，却不可能这样做。首先绣城没有这个地理优势，它身处渤海内侧，周围没有香江这样的******，对外资的号召力并没有那么大。
其次和深土川当年建设中全国支持也不能比，绣城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渤海省一省之力，最多就是东三省齐心协力。进出口优惠的政策即使一样，恐怕也无法与具有先发优势的深土川相比。
再者深土川的工人可以说是吃苦耐劳，女工们可以坐在操作台前一整天，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规定。但这样的劳动纪律，不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从来都没有在东北能够流行过。
究其原因，大概是东北过早的进入了高度城镇化社会。以渤海省为例，八十年代城镇化率高达42.4%，全国仅次于帝都和魔都和大沽这三个直辖市。
到1990年，渤海省的城镇化率是50%，到二十一世纪，则是67%。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三十年，城镇化率才提高了25%。然而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渤海省的城镇化率仍然还是全国第五。
城镇市民在八十年代相对农业人口是特权阶级，生活要优渥的多。福利、生活条件和就业水平，理论上是远超过中国其他省区的。本身就不担心就业问题的东北工人，是无法“忍受”像深土川的“血汗工厂”里的管理模式的。
或者可以换个说法，八十年代的渤海省大概能算是“穷光蛋发达国家”。和那些未来被中国产业粉碎的发达国家类似，中国改开之后爆发的生产力最先粉碎的就是国内的“发达地区”，也就是共和国的长子们。
和发达国家搞不起人力密集型产业一样，东北的土壤在现阶段也并不适合这条道路。
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说明绣城即使成为特区，也不可能照搬深土川的经验。
这种指导思想表现到现实中来，就是绣城和深土川截然相反的两种城市气质。
深土川的城市道路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汽车在跑了。“中华第一高楼”的深土川大厦，更是成为了改开的象征。宽敞繁华的深南大道，简直可以堪称是时代的脉搏。在华强北的荒原上，已经是一片片工厂开始拔地而起。
与显现出勃勃生机的深土川相比，绣城似乎显得有些平凡。
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建造于1057年的一座古代石塔。城市里最宽敞的道路，是火车站前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普通商业街。整个城市最常见的高层建筑，是工厂里耸立的烟囱。人们身上的衣服，似乎也没有深土川特区那样追赶潮流。从表面上来看，绣城和如今中国其他的重工业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人。
在绣城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甚至在利用等红灯的时间里，仍然捧着一本书在尽快的扫上两眼。
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好学，也许他的单位今天有一场测验正在准备。
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城市，绣城早晨的通勤车就要多的多了。一辆辆刷着厂名、公司名，圆头圆脑的公交车从辛晓松眼前驶过，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一般来说，工厂建在城内的企业是不需要通勤车的。只有上下班需要的时间太长，单位为了不影响工作时间和职工工作效率，才会配备通勤。
从绣城街道上的通勤车数量来看，显然有很多工厂已经迁出了城市。
随着绣城开放特区的可能越来越大，绣城的土地价值无疑正在快速增长。将工厂迁去城郊，空出来的土地进行开发，便成了很多企业的选择。学习新课公司搞房地产开发照顾自己人，这绝对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好手段。
由此带来的荣誉感和虚荣心的满足，能够为企业领导进行改革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
这些早上坐在通勤车里的人，乘车的时候仍然不忘捧着一本书来看。也不一定就是好学，或许是看闲书解闷，或者是兴趣爱好呢？
但是莫名的，辛晓松会觉得，绣城这个城市是和其他城市不同的。
其实说来也简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摆在面前，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力了。
新科集团胡文海的都市传说，在绣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从红点瞄准镜到蓝色小药丸，从锂电池到电力电子，科学技术是实打实的能变成真金白银。
这在绣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真理了。
为什么胡文海能行，我不能行？
这是很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
绣城的企业也有很多在技术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绣城重型机械厂，建筑机械和建筑车辆不仅供应全国，甚至还大量出口到伊拉克，最近就连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过来询问价格的企业。
绣城计算机厂，从七十亿项目里拿下了多项电子产品的生产。不仅如此，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材生女厂长冉妮的带领下，绣城计算机厂还掌握了PSG发声器的技术。为新科电子提供的发声单元应用在出口到苏联电子游戏机上，兼且还担任了游戏机的组装工作，每年利润上亿元！
绣城纺织厂，在渤海省放开纺织品控制之后，凭借自行研发的化纤混纺技术更是赚了个盆满驮满。
在绣城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一些工人提出的技改方案如果获得通过，组织上也会授予相当让人满意的奖励。在八级工体系之外，绣城也开始进行专业等级考试。相同岗位和工作，更能多领一份职称工资，以便鼓励工人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
有的个体户将大沽的煎饼果子进行改良，符合东北人口味之后大受欢迎。因为能够节省早餐的时间，就餐方式灵活而口味独特，两个月的时间就风靡全城。光是靠开煎饼果子的培训班和卖餐车，改良人就短时间里聚拢起了大量的财富，更是享受到绣城日报的特刊采访和报道。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当然也有类似“远红外频谱能量治疗仪”之类的民科、伪科学产品在市面上流传，不过绣城官方对这些假货贩子的打击力度很强烈，算是把副作用限制在了最小。
这么多凭借技术致富的人和企业，发挥着巨大的带头示范作用。在绣城，一股学习的热潮正在席卷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虽然难免有些功利，但是但凡有些上进心的人，无不在废尽了心思去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找到一个能够获得人们欢迎的好点子。
哪怕再小的成功几率，乘上绣城的百万市民，总会有成功的幸运儿。而这些幸运儿又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知识改变命运便成了绣城人的共识。
辛晓松虽然对绣城这种气氛的成因不太了解，但作为一座研究所的所长，他实在是太熟悉这种感觉了。
就好像他身处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座大学。
这个绣城，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