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唐·李世民
吴王阖闾即位后，任用伍子胥为“行人”，让他参与朝政。
吴王之位来路不正，又杀了很多的贵族，因此并不得人心，伍子胥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建议吴王阖闾迁都，将老旧势力留在旧都，自己在新都发展，以缓解阶级矛盾。
于是，吴王阖闾采纳伍子胥提出的“安君治民，共霸成王，从近而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在太湖北岸兴筑阖闾大城，积聚粮食，充实兵库，为称霸诸侯作准备。
同时，吴王阖闾大兴水利、发展农桑、振军经武，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礼贤下士、体恤百姓、不贪美味、不听淫乐，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三年的发展，吴国政治清明、兵精粮足、社会稳定。这期间，离不开伍子胥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这也是吴王阖闾最为头疼的地方，他很清楚伍子胥呕心沥血的目的是出于个人动机，急于报楚平王诛杀父兄之仇，但他仍然缺少一名足以堪当大任的将领。
吴王僚执政时，吴王阖闾也曾多次带兵骚扰楚境，但战争的双方互有胜负，争夺边邑上也呈现出拉锯的状态，虽然胜多败少，但频繁的出征对于实力弱小的吴国来说，仍然不堪重负。
当伍子胥在吴王阖闾面前多次毛遂自荐，表示可以担当伐楚重任时，吴王阖闾心中却自有盘算——要多少人？多少钱？打哪里？如何打？胜算几何？……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他需要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一位耀古烁今的军事大家。
他考察了身边很多人，都不满意。
伍子胥给他推荐孙武，他并不在意，也没有表态，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从没听人说起过孙武此人。
吴国不是避世逃难之人的庇护营，更不是沽名钓誉之徒的练兵场。
但伍子胥坚持不懈，瞧准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称赞孙武家世、人品和才干俱佳，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直到献出孙武新著的兵法十三篇，才让吴王阖闾为之侧目，决定与孙武会面。
一心想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孙武，在经伍子胥七次举荐后，终于得以与吴王阖闾会面，开始走上列国争雄的大舞台。
吴王阖闾有实战经验，孙武有理论基础，两人详谈甚欢。
就像一个董事长看待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吴王阖闾总感觉孙武有点纸上谈兵、缺少实践的验证，于是说道：“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
孙武应允。
“试以妇人乎？”
孙武一愣，突然想到司马穰苴第一次军营立威的场景，心中打了下小盘算，应允。
于是吴王阖庐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孙武早有对策，信心十足的带着这帮娇滴滴的女兵步入训练场，并选了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以为队长。
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转吗？”
女兵撒娇般叫道：“知道……”
孙武再说：“以鼓为号，向前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
“明白了。”
号令宣布完毕，孙武使人搬出铁钺等刑具，又三番五次向她们重申要求和纪律，然后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
孙武一本正经，可这帮女兵不听号令，只顾忙着稀奇，站在操场上插科打诨的有之，嬉笑打闹的有之，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偌大的操场上（“妇人大笑”）。
吴王阖闾也在主席台上看的哈哈大笑。
美女们觉得孙武想着法子陪她们玩。
孙武可不是在陪她们玩，这是他入职面试，对于今后升职加薪，出任大将军，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至关重要，非常严肃道：“纪律交代不清，号令尚未熟悉，这是我没交代清楚的过错。”
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
结果一目了然——“妇人复大笑”。
孙武不苟言笑，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刚才交代清楚了而不遵从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
于是，他下了一个很早之前就做的决定，一个立威的手段——命左右随从把两个爱妃队长推出去斩首。
这下，女兵们吓坏了，她们以为这是孙武入职的军训，没想到军训的对象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自己，顿时哭声一片。
刚才还在主席台上笑着嗑瓜子的吴王阖闾也惊呆了，忙派人向孙武求情：“我已经知道您能带兵打仗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饭都吃不下，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她们吧。”
孙武斩钉截铁的说：“我既然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最终还是让人把两个美女队长给斩了，再命两位排头的为队长，继续训练。
看着操场中两个美女血淋淋的人头，这支临时组建的美女战队噤若寒蝉，“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
操练完毕，孙武自豪的将部队拉到面无表情的吴王阖闾面前，道：“这支队伍已经操练完毕，任凭大王差遣，就算让她们赴汤蹈火也保证没问题。”
自己的两个爱姬无端被斩，吴王阖闾早已怒火中烧，没把你抓起来治罪就算便宜你了，哪还有什么心思检阅女兵，只得哼哼一笑，狠道：“你的手段寡人今日算是领教了。”
说完，拂袖而走。
哪知孙武还不领情，长叹一口气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看来大王只是喜欢我写的这些兵法，却不能把用到实战中（‘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实在可惜。”
吴王阖闾毕竟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听孙武如此一说，又不得不回过身来，拜其为将军。
后来，吴国“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上面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面，记载的关于孙武“吴宫斩姬”的一则故事，强调了孙武治军的严谨、现实和实用主义。
但十分遗憾的是，想继续了解孙武如何凭借《孙子兵法》这本武林秘籍、在实际战场中挥洒自如、运筹帷幄、出奇致胜的小伙伴们恐怕要失望。
不是恐怕，是绝对。
因为史书中没有孙武用兵的记载。
为什么号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的孙武没有用兵方面的记载？
遗漏？删减？避讳？
按照写史遵循的基本原则来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被秦始皇烧掉的可能性也不大，毕竟其他人还在。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写《孙子兵法》的孙武真的存在吗？
之所以加上“遗留”二字，是因为孙武其人的真实性，从宋朝就开始受到怀疑，还有学者认为伍子胥和孙武是同一个人，或者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
那么，写《孙子兵法》的“孙子”到底是谁？是“孙武”吗？
在这一环节，我们采用演绎推理方法，来推断孙武存在的可能性。
沧海桑田，历史是不可以完全还原的，真相有且只有一个，我们探求的只能是最大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假设孙武是存在的。
其实最早把孙子叫做孙武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子武者，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所以《史记》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除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外，《史记》还对孙武有其他的零碎记录——
在《史记·律书》中，有“吴用孙武，申明军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多次提到吴王阖闾就伐楚一事征求伍子胥、孙武二人的意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过“孙吴用兵”，但没说“孙吴”是谁。
除此之外，再无记载。
孙武何时、何事入吴？如何辅助吴国称霸？又因何去世？一切都没交代，很不符合司马迁的写史风格。
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司马迁再也找不到有关“孙武”的事迹了，便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把“孙子”练女兵一事放在开头，剩下的篇幅全交代孙膑和伍子胥了。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既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巨著，也就是说在历史书里，它的文学性最浓；在文学书里，它的历史性最强。
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使命，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史料创立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收集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下所有的典籍散轶，包括民间传说、地方杂史，甚至奇闻逸事等，以融入史料使其丰富。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
因为资料的繁杂、缺失和真伪，又因为期间的文字变革，及书写记录方式革新，导致《史记》出现许多交代不清、充满矛盾的地方。
况且，《史记》的成书距离春秋末年也长达四百年左右，有些历史早已物是人非，被打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盲目相信是对历史的最大不尊重。
话虽如此，但《史记》的高度以及成就，对后世的史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越相信一件事，越会让它更加真实，即使它从来没出现过。
《孙子兵法》不能没有作者。
如果有，只能是孙武。
按照顾颉刚“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说法，关于现今为止孙武的一切记载，都是以《史记》为基础，从简单到复杂，从干瘪到丰满，从枯燥到生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史记》关于孙武的记载非常简单，核心内容只有“吴宫斩姬”一件事，但在《史记》之后，孙武的记载逐渐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事迹越来越详实了。
信古最大的问题，就是逻辑不能自洽，越往后世的自圆其说，缝合痕迹就越明显，矛盾说法也更加纷乱，更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还给出了一个孙武的完整世系，也就是上一章写的内容。
本着将孙武挖掘到底的精神，后人又根据《新唐书》推算出《孙子年谱》，给出了孙武从周岁到七十五岁的年表！甚至具体到每一年！
编撰之细，让我不得不感叹这种扎实务虚的工作作风。
但这又出现一个问题，《新唐书》中孙武的世系，经不起春秋史料最翔实的《左传》的推敲。
《新唐书》说公元前515年，三十岁的孙武奔吴，隐于穹窿中。
按照《谷梁传》“男子二十而冠，丈夫三十而娶”的官方说法，孙武三十岁，爷爷孙书至少也九十岁了，假设爷爷和父亲都打折十五岁早婚，孙武奔吴时孙书至少也六十有余。
《左传》记载孙武奔吴前八年（公元前523年），孙书伐莒有功，但在公元前484年，孙书又在艾陵之战被俘，期间间隔三十九年。
我简单算了一下，孙书被俘的时候至少九十八岁。
让一百岁左右的老人上战场……只能说，是个猛人。
至于公元前532年，发生在齐国的“田鲍四族之乱”，那也是田、鲍二氏驱逐栾、高二氏的事件，凭借有绝对胜算的田氏一方，孙武也不大可能逃难吴国。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孙武不可能是齐国孙氏，更不可能是孙书的孙子。
至于翻阅年代更久远的《资治通鉴》、《汉书》等史料，无疑是舍本逐末；《吴越春秋》、《越绝书》之类的东汉野史之说，更加难以辨别。
所以，《史记》中关于“孙武”的记载，我们应该保持继续深究的态度。
追根溯源，我们尝试从《史记》之前史料典籍中去寻找线索。
时间越早越真实可信。
遗憾的是，《史记》之前文献中并无“孙武”其人的记载——包括翔实可信的《春秋》、《左传》、《论语》，包括那个时期专门记录吴越史事的《吴语》、《越语》，包括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包括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可能知道的也可能不知道的成书于那个年代的。
就《左传》来说，左丘明写史严格按照“着意一件史事、一个人物的本末原委”的原则和风格，出现孙武这号人物不大书特书才怪，但他对其只字未提，似乎当时根本没有“孙武”这个人。
不过比较欣慰的是，“孙武”虽然没找到，但是带“孙”的却找到不少，比如“孙子”、“孙吴”等。
先看“孙子”。
《战国策·齐策一》中“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子谓田忌曰”，但这个“孙子”明显是孙膑。
《战国策·魏策二》中“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这个“孙子”也是孙膑。
《战国策·楚策四》也提到在赵国担任上卿的“孙子”，这个“孙子”是荀子，也不是孙武。
《韩非子·难言》说：“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明显此“孙子”也是孙膑而非孙武。
“孙子”可以排除。
再看“孙吴”。
“孙吴”是我们翻阅典籍时，带“孙”字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比如《韩非子.五蠹》中“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吕氏春秋》中“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荀子》中“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汉书·刑法志》中“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
传统理解“孙”在“吴（起）”之前，那么按照时间排序，此处的“孙”是否就当“孙武”理解，而不是“孙膑”呢？
并不能。
虽然吴起年代早于孙膑，但这里孙膑仍列吴起之前，这种先近后远的例子在典籍中随处可见。
比如《韩非子.五蠹》“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中，“商”指商鞅，“管”指管仲，也是先近后远，所以其下“孙吴”也当是指孙膑和吴起，而非孙武与吴起。
所以“孙吴”特指孙膑和吴起，将孙膑与吴起并列，是战国末期時人们通常看法。
不仅局限于战国末期，在早于《史记》的《过秦论》中，贾谊也是将孙膑与吴起并列而谈：“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又如刘向：“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
以上可以断定，在《史记》之前的可信文献记载中，所谓“孙吴”，这个“孙”也都是指孙膑。
难道，我们“有孙武其人”的假设不成立？世上果真没有孙武这个具体的人物？
果真如此？
——唐·李世民
吴王阖闾即位后，任用伍子胥为“行人”，让他参与朝政。
吴王之位来路不正，又杀了很多的贵族，因此并不得人心，伍子胥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建议吴王阖闾迁都，将老旧势力留在旧都，自己在新都发展，以缓解阶级矛盾。
于是，吴王阖闾采纳伍子胥提出的“安君治民，共霸成王，从近而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在太湖北岸兴筑阖闾大城，积聚粮食，充实兵库，为称霸诸侯作准备。
同时，吴王阖闾大兴水利、发展农桑、振军经武，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礼贤下士、体恤百姓、不贪美味、不听淫乐，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三年的发展，吴国政治清明、兵精粮足、社会稳定。这期间，离不开伍子胥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这也是吴王阖闾最为头疼的地方，他很清楚伍子胥呕心沥血的目的是出于个人动机，急于报楚平王诛杀父兄之仇，但他仍然缺少一名足以堪当大任的将领。
吴王僚执政时，吴王阖闾也曾多次带兵骚扰楚境，但战争的双方互有胜负，争夺边邑上也呈现出拉锯的状态，虽然胜多败少，但频繁的出征对于实力弱小的吴国来说，仍然不堪重负。
当伍子胥在吴王阖闾面前多次毛遂自荐，表示可以担当伐楚重任时，吴王阖闾心中却自有盘算——要多少人？多少钱？打哪里？如何打？胜算几何？……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他需要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一位耀古烁今的军事大家。
他考察了身边很多人，都不满意。
伍子胥给他推荐孙武，他并不在意，也没有表态，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从没听人说起过孙武此人。
吴国不是避世逃难之人的庇护营，更不是沽名钓誉之徒的练兵场。
但伍子胥坚持不懈，瞧准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称赞孙武家世、人品和才干俱佳，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直到献出孙武新著的兵法十三篇，才让吴王阖闾为之侧目，决定与孙武会面。
一心想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孙武，在经伍子胥七次举荐后，终于得以与吴王阖闾会面，开始走上列国争雄的大舞台。
吴王阖闾有实战经验，孙武有理论基础，两人详谈甚欢。
就像一个董事长看待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吴王阖闾总感觉孙武有点纸上谈兵、缺少实践的验证，于是说道：“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
孙武应允。
“试以妇人乎？”
孙武一愣，突然想到司马穰苴第一次军营立威的场景，心中打了下小盘算，应允。
于是吴王阖庐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孙武早有对策，信心十足的带着这帮娇滴滴的女兵步入训练场，并选了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以为队长。
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转吗？”
女兵撒娇般叫道：“知道……”
孙武再说：“以鼓为号，向前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
“明白了。”
号令宣布完毕，孙武使人搬出铁钺等刑具，又三番五次向她们重申要求和纪律，然后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
孙武一本正经，可这帮女兵不听号令，只顾忙着稀奇，站在操场上插科打诨的有之，嬉笑打闹的有之，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偌大的操场上（“妇人大笑”）。
吴王阖闾也在主席台上看的哈哈大笑。
美女们觉得孙武想着法子陪她们玩。
孙武可不是在陪她们玩，这是他入职面试，对于今后升职加薪，出任大将军，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至关重要，非常严肃道：“纪律交代不清，号令尚未熟悉，这是我没交代清楚的过错。”
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
结果一目了然——“妇人复大笑”。
孙武不苟言笑，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刚才交代清楚了而不遵从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
于是，他下了一个很早之前就做的决定，一个立威的手段——命左右随从把两个爱妃队长推出去斩首。
这下，女兵们吓坏了，她们以为这是孙武入职的军训，没想到军训的对象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自己，顿时哭声一片。
刚才还在主席台上笑着嗑瓜子的吴王阖闾也惊呆了，忙派人向孙武求情：“我已经知道您能带兵打仗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饭都吃不下，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她们吧。”
孙武斩钉截铁的说：“我既然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最终还是让人把两个美女队长给斩了，再命两位排头的为队长，继续训练。
看着操场中两个美女血淋淋的人头，这支临时组建的美女战队噤若寒蝉，“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
操练完毕，孙武自豪的将部队拉到面无表情的吴王阖闾面前，道：“这支队伍已经操练完毕，任凭大王差遣，就算让她们赴汤蹈火也保证没问题。”
自己的两个爱姬无端被斩，吴王阖闾早已怒火中烧，没把你抓起来治罪就算便宜你了，哪还有什么心思检阅女兵，只得哼哼一笑，狠道：“你的手段寡人今日算是领教了。”
说完，拂袖而走。
哪知孙武还不领情，长叹一口气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看来大王只是喜欢我写的这些兵法，却不能把用到实战中（‘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实在可惜。”
吴王阖闾毕竟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听孙武如此一说，又不得不回过身来，拜其为将军。
后来，吴国“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上面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面，记载的关于孙武“吴宫斩姬”的一则故事，强调了孙武治军的严谨、现实和实用主义。
但十分遗憾的是，想继续了解孙武如何凭借《孙子兵法》这本武林秘籍、在实际战场中挥洒自如、运筹帷幄、出奇致胜的小伙伴们恐怕要失望。
不是恐怕，是绝对。
因为史书中没有孙武用兵的记载。
为什么号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的孙武没有用兵方面的记载？
遗漏？删减？避讳？
按照写史遵循的基本原则来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被秦始皇烧掉的可能性也不大，毕竟其他人还在。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写《孙子兵法》的孙武真的存在吗？
之所以加上“遗留”二字，是因为孙武其人的真实性，从宋朝就开始受到怀疑，还有学者认为伍子胥和孙武是同一个人，或者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
那么，写《孙子兵法》的“孙子”到底是谁？是“孙武”吗？
在这一环节，我们采用演绎推理方法，来推断孙武存在的可能性。
沧海桑田，历史是不可以完全还原的，真相有且只有一个，我们探求的只能是最大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假设孙武是存在的。
其实最早把孙子叫做孙武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子武者，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所以《史记》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除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外，《史记》还对孙武有其他的零碎记录——
在《史记·律书》中，有“吴用孙武，申明军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多次提到吴王阖闾就伐楚一事征求伍子胥、孙武二人的意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过“孙吴用兵”，但没说“孙吴”是谁。
除此之外，再无记载。
孙武何时、何事入吴？如何辅助吴国称霸？又因何去世？一切都没交代，很不符合司马迁的写史风格。
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司马迁再也找不到有关“孙武”的事迹了，便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把“孙子”练女兵一事放在开头，剩下的篇幅全交代孙膑和伍子胥了。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既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巨著，也就是说在历史书里，它的文学性最浓；在文学书里，它的历史性最强。
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使命，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史料创立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收集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下所有的典籍散轶，包括民间传说、地方杂史，甚至奇闻逸事等，以融入史料使其丰富。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
因为资料的繁杂、缺失和真伪，又因为期间的文字变革，及书写记录方式革新，导致《史记》出现许多交代不清、充满矛盾的地方。
况且，《史记》的成书距离春秋末年也长达四百年左右，有些历史早已物是人非，被打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盲目相信是对历史的最大不尊重。
话虽如此，但《史记》的高度以及成就，对后世的史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越相信一件事，越会让它更加真实，即使它从来没出现过。
《孙子兵法》不能没有作者。
如果有，只能是孙武。
按照顾颉刚“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说法，关于现今为止孙武的一切记载，都是以《史记》为基础，从简单到复杂，从干瘪到丰满，从枯燥到生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史记》关于孙武的记载非常简单，核心内容只有“吴宫斩姬”一件事，但在《史记》之后，孙武的记载逐渐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事迹越来越详实了。
信古最大的问题，就是逻辑不能自洽，越往后世的自圆其说，缝合痕迹就越明显，矛盾说法也更加纷乱，更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还给出了一个孙武的完整世系，也就是上一章写的内容。
本着将孙武挖掘到底的精神，后人又根据《新唐书》推算出《孙子年谱》，给出了孙武从周岁到七十五岁的年表！甚至具体到每一年！
编撰之细，让我不得不感叹这种扎实务虚的工作作风。
但这又出现一个问题，《新唐书》中孙武的世系，经不起春秋史料最翔实的《左传》的推敲。
《新唐书》说公元前515年，三十岁的孙武奔吴，隐于穹窿中。
按照《谷梁传》“男子二十而冠，丈夫三十而娶”的官方说法，孙武三十岁，爷爷孙书至少也九十岁了，假设爷爷和父亲都打折十五岁早婚，孙武奔吴时孙书至少也六十有余。
《左传》记载孙武奔吴前八年（公元前523年），孙书伐莒有功，但在公元前484年，孙书又在艾陵之战被俘，期间间隔三十九年。
我简单算了一下，孙书被俘的时候至少九十八岁。
让一百岁左右的老人上战场……只能说，是个猛人。
至于公元前532年，发生在齐国的“田鲍四族之乱”，那也是田、鲍二氏驱逐栾、高二氏的事件，凭借有绝对胜算的田氏一方，孙武也不大可能逃难吴国。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孙武不可能是齐国孙氏，更不可能是孙书的孙子。
至于翻阅年代更久远的《资治通鉴》、《汉书》等史料，无疑是舍本逐末；《吴越春秋》、《越绝书》之类的东汉野史之说，更加难以辨别。
所以，《史记》中关于“孙武”的记载，我们应该保持继续深究的态度。
追根溯源，我们尝试从《史记》之前史料典籍中去寻找线索。
时间越早越真实可信。
遗憾的是，《史记》之前文献中并无“孙武”其人的记载——包括翔实可信的《春秋》、《左传》、《论语》，包括那个时期专门记录吴越史事的《吴语》、《越语》，包括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包括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可能知道的也可能不知道的成书于那个年代的。
就《左传》来说，左丘明写史严格按照“着意一件史事、一个人物的本末原委”的原则和风格，出现孙武这号人物不大书特书才怪，但他对其只字未提，似乎当时根本没有“孙武”这个人。
不过比较欣慰的是，“孙武”虽然没找到，但是带“孙”的却找到不少，比如“孙子”、“孙吴”等。
先看“孙子”。
《战国策·齐策一》中“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子谓田忌曰”，但这个“孙子”明显是孙膑。
《战国策·魏策二》中“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这个“孙子”也是孙膑。
《战国策·楚策四》也提到在赵国担任上卿的“孙子”，这个“孙子”是荀子，也不是孙武。
《韩非子·难言》说：“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明显此“孙子”也是孙膑而非孙武。
“孙子”可以排除。
再看“孙吴”。
“孙吴”是我们翻阅典籍时，带“孙”字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比如《韩非子.五蠹》中“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吕氏春秋》中“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荀子》中“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汉书·刑法志》中“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
传统理解“孙”在“吴（起）”之前，那么按照时间排序，此处的“孙”是否就当“孙武”理解，而不是“孙膑”呢？
并不能。
虽然吴起年代早于孙膑，但这里孙膑仍列吴起之前，这种先近后远的例子在典籍中随处可见。
比如《韩非子.五蠹》“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中，“商”指商鞅，“管”指管仲，也是先近后远，所以其下“孙吴”也当是指孙膑和吴起，而非孙武与吴起。
所以“孙吴”特指孙膑和吴起，将孙膑与吴起并列，是战国末期時人们通常看法。
不仅局限于战国末期，在早于《史记》的《过秦论》中，贾谊也是将孙膑与吴起并列而谈：“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又如刘向：“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
以上可以断定，在《史记》之前的可信文献记载中，所谓“孙吴”，这个“孙”也都是指孙膑。
难道，我们“有孙武其人”的假设不成立？世上果真没有孙武这个具体的人物？
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