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不死心，我不能颠覆从小学三年级就在同学中率先知道孙武其人的优越感，不能否认《孙子兵法》作者就是孙武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
既然《史记》说孙膑是孙武之后，在其之前的很多史料都出现孙膑其人，那么，我们就从孙膑入手，顺藤摸瓜，期待闪烁不定的草蛇灰线。
首先一个问题：孙膑叫什么？
你可能会有疑问，孙膑不就叫孙膑么？
“膑”作何解？
用作名词，“膑”为胫骨、膝盖骨。
用作动词，“膑”为古代一种酷刑——膑刑，即断足之刑。
就算孙膑父亲没有文化，他也不会给儿子取“膑”这样一个不吉利的名字，也排除他父亲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
所以，“膑”不是孙膑的名。
他可能叫孙文、孙武、孙坚、孙策、孙悟空……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司马迁怎么说。
司马迁曾经给友人任安写过一封信，叫做《报任安书》，他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中有一段话，借古喻己的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中，我们可以读到两层意思：
一是证实了孙膑本名不是“孙膑”，在被庞涓“膑”后，世人根据他的遭遇称其为“孙膑”；
二是“孙子”被“膑”后，“孙膑”发愤开始撰写、或者整理兵书，他的作品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孙膑兵法》。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结尾处太史公还曰了一段话：“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
显然，根据九年义务教育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不假思索的判定，此“孙子”便是指孙膑无疑。
我们能否大胆假设：“孙膑”是否就是我们认为的“孙武”，是同一人呢？
钱穆也说“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他认为“孙膑”即“孙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二人所著《兵法》入手。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以下简称汉简）七千五百条，其中，《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一起显现于世。
考古发掘的资料，使得不少人推翻钱穆之前的论证，认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作品，由此推断孙武和孙膑也是不同的两个人。
但事情没那么武断。
银雀山发掘的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只是考古人员便于区分而人为的分类，竹简上并没有书名，只有篇名。
发掘的汉简除了能够对应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三篇、四篇对应《孙膑兵法》外，其余各篇的“孙子”并不能确定是谁。
具体来说，考古人员根据汉简内容及风格，将《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佚文暂时认定为《孙子书》；将其余《篡卒》、《月战》、《势备》等未能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相合的、属于兵法类的篇目的，暂时认定为《孙膑书》。
由此可见，汉简的出土说明了一件事情——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如同一本书的上下册一样，完全可以视为同一系列作品。
无独有偶，传世本《孙子兵法》尽管有一些语句涉及到吴越战争，但整体反映却的是战国时的军事思想，如言用兵数动辄就是十万；言战事多旷日持久；言战术多为深入敌后的运动战，等等这些皆为战国時战争特征，非春秋時代所有，从这一理论推断，《孙膑兵法》似乎也是《孙子兵法》，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这似乎验证了钱穆的说法——孙武就是孙膑。
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
但事情突然有了重大转机。
在考古人员整理汉简的过程中，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现了《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后半部分的残简。
虽然残简上的文字极其残缺不全，但有一句话似乎是天意一般的完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
这是孙膑弟子记载孙膑和田忌对话中孙膑的原话，“明之吴越”，结合下文意思，是说“孙氏”运用此种军事理论于吴越；“言之于齐”，是说孙膑以此种军事理论言之于齐威王。
因为孙膑弟子在记录中将孙膑记为“孙子”，只能称另一个“孙子”为“孙氏”，所以毫无疑问，“孙氏之道”也就是指《孙子兵法》之道。
汉简这一重大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孙子兵法》系列确实发端于春秋吴王阖闾时的“孙子”，兴起于战国齐威王时的“孙子”。
说明“孙子”一个是孙武，另一个就是孙膑。
似乎钱穆的说法立不住脚。
但后来又发生一件事，否定了之前所有的推断。
汉简《孙子兵法·用间篇》里面出现了一句话——“燕之兴也，苏秦在齐”。
既然孙武和吴王阖闾、伍子胥搭过伙，那就应该是春秋后期人，而苏秦则是战国中后期的人，孙武居然知道苏秦？难不成是穿越？
经过史学家考证，“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这句话只是《孙子兵法》的注文，不是正文，是当时抄写汉简的人的笔误造成的，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孙子》系列的创作经历了长期编撰过程，未必要锁到特定的人身上。
在当时，这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
根据专业人士的考究，先秦兵书典籍从西汉至《汉书·艺文志》著录前，至少经过了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杨仆的捃摭遗逸、任宏的纪奏兵录等三次整理，或增或减、或真或伪、或优或缺，没法说了。
又如东汉曹操，他也整理过《孙子兵法》系列，但曹操拿到手的要多得多——一共有八十二篇，并且各篇成书年代都不相同。
说好的“十三篇”，怎么变成八十二篇了？
曹操很纳闷，但这难不倒他。
为了保持原著声韵协调、文字优美的韵味，他将《孙子兵法》的众多篇目仅仅抽出十三篇精华作注，而将余下的编为《续孙子兵法》。
依托流量明星曹操的捯饬整理，声韵协调、文字优美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焕然一新、名声大噪、流传至今，但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孙子》其他的“兵法”系列，如《孙膑兵法》，逐渐淡化、消失。
所以，目前我们要讨论的关键在于——《孙子兵法》蓝本作者是谁？
也就是说，《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孙氏之道”的“孙氏”是谁？
汉简已非先秦原样，我们再次将目光放到到孙武头上。
于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孙武”其人到底是否存在？
既然西汉之前文献没有“孙武”其人，那么这个人物是否和当时现有的人物有关系？
我们再次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下被春秋历史奉为圭臬的《左传》。
《左传》的编写笔法是非常有原则的——非天子、诸侯，公子、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不记，甚至影响不大的次卿都是不与记载的。
翻开《左传》，大半在晋楚之间，详于贤者、褒抑于礼，如果孙武入吴而没有得到卿、大夫的官职，只以他国公孙的身份暂为吴国客卿、或者只是客居吴国军师偏将一类职务，左丘明是不会记载他的。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就算孙武取得不世功业，被记载在王公贵族功劳簿里也不足为奇，在任何朝代乃至现在，这种本位主义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当时的客卿制度下显得尤为正常。
包括田忌的客卿孙膑，如果左丘明在世，也不会记载。
于是，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吴行人伍子胥身上，因为孙武与伍子胥有太多的共同点——都从异国而来，统帅吴军破楚；都讲军事策略，帮助吴王阖闾练兵。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两个假设——孙武就是伍子胥，或者孙武是伍子胥的客卿。
先看第一个假设：孙武就是伍子胥。
当时伍子胥死前，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为王孙氏”，之后“王孙氏”家道式微，简化为“孙氏”。
百年之后，孙氏后人孙膑被“膑”后，忍辱负重，开始着手整理先辈伍子胥兵法十三篇。
直到桂陵、马陵之战后，“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被称为《孙子兵法》或者《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伍子胥的作品。
这个假设是强行建立在“王孙氏”简化为“孙氏”基础之上的，无佐证，不靠谱。
再看第二个假设：孙武是伍子胥的客卿。
孙武为齐国田（孙）氏庶出，奔吴后写出了兵法十三篇，在伍子胥被杀前后，孙武或者儿子又回到齐国，后世出孙膑。孙膑被“膑”后，忍辱负重，开始着手整理先辈孙武兵法十三篇。
直到桂陵、马陵之战，“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被后人称为《孙子兵法》或者《孙膑兵法》。
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吴破楚入郢之后，孙武建议吴王阖闾干了一些不地道的事情，这些背弃礼法的暴行，让素有礼仪的中原各国感到匪夷所思，即使是被中原各国一向轻鄙的秦国君臣，也甚为不齿。
对于周游列国，致力于“礼”和“以礼治国”的孔子来说，孙武及兵法十三篇的出现，是开启“兵者，诡道”的“失仁丧德”之源，是引发礼崩乐坏的毕方之火。
（毕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神鸟，是大火之兆。）
站在孔子恪守礼仪的角度，《春秋》必然会剔除孙武。料想《左传》以及先秦时期的史料也做出如此考虑。
时过境迁，华不再扬，谁又说得准呢！
查阅浩如烟海的典籍，逻辑严丝合缝的推断，我的结论是——不知道。
用了很大的篇幅，得出的结论让人很不满意，是因为现在史料太少的缘故，不止孙武查不到，甚至连司马穰苴在《左传》中也不见其人。
但你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不存在。
我写历史不会用“等”字来替代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的姓名，因为他们在历史中出现过，哪怕微小的瞬间，哪怕下一页便不见其名，也值得被写下。
他们也许辉煌过，也许给过我们教训，重要的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呼吸过。
由于没有更多史前资料的佐证，仅仅靠推断是不足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很快解密，也许会永远尘封。
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她如同你指腹为婚却尚未见面的媳妇，任何人都有可能与你携手，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在掀开面纱的时候，才真相大白，也许你欣然接受，也许你心如死灰。
孙武是谁？孙膑？伍子胥？潦倒没落的贵族？
已经显得不是很重要了。
重要的是《孙子兵法》这一千古流传的著作，在冷兵器结束的时代，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养分，仍能延续传奇，成为一本世人皆知的经典。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体能力的积累，而是历代武学先驱智慧和经验的升华，是他们不断的增补、做注、完善，才有了通古博今的巨著。
它就如同浩瀚星空中熠熠生辉的恒星，永不泯灭，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散发能量，温暖黑暗的尽头，照亮精神的方向。
它的传承和发扬，代表了中华民族一种文化自信、一种精神信仰，它如同利刃一般，劈裂了混沌的迷茫，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头。
当我们提及它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仿佛和时空一起对话，没有间隙，不曾遗忘。
重要的一点，《孙子兵法》不会教你如何去打仗，反而会教化给你最古朴质实的“反战”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既然《史记》说孙膑是孙武之后，在其之前的很多史料都出现孙膑其人，那么，我们就从孙膑入手，顺藤摸瓜，期待闪烁不定的草蛇灰线。
首先一个问题：孙膑叫什么？
你可能会有疑问，孙膑不就叫孙膑么？
“膑”作何解？
用作名词，“膑”为胫骨、膝盖骨。
用作动词，“膑”为古代一种酷刑——膑刑，即断足之刑。
就算孙膑父亲没有文化，他也不会给儿子取“膑”这样一个不吉利的名字，也排除他父亲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
所以，“膑”不是孙膑的名。
他可能叫孙文、孙武、孙坚、孙策、孙悟空……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司马迁怎么说。
司马迁曾经给友人任安写过一封信，叫做《报任安书》，他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中有一段话，借古喻己的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中，我们可以读到两层意思：
一是证实了孙膑本名不是“孙膑”，在被庞涓“膑”后，世人根据他的遭遇称其为“孙膑”；
二是“孙子”被“膑”后，“孙膑”发愤开始撰写、或者整理兵书，他的作品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孙膑兵法》。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结尾处太史公还曰了一段话：“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
显然，根据九年义务教育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不假思索的判定，此“孙子”便是指孙膑无疑。
我们能否大胆假设：“孙膑”是否就是我们认为的“孙武”，是同一人呢？
钱穆也说“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他认为“孙膑”即“孙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二人所著《兵法》入手。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以下简称汉简）七千五百条，其中，《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一起显现于世。
考古发掘的资料，使得不少人推翻钱穆之前的论证，认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作品，由此推断孙武和孙膑也是不同的两个人。
但事情没那么武断。
银雀山发掘的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只是考古人员便于区分而人为的分类，竹简上并没有书名，只有篇名。
发掘的汉简除了能够对应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三篇、四篇对应《孙膑兵法》外，其余各篇的“孙子”并不能确定是谁。
具体来说，考古人员根据汉简内容及风格，将《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佚文暂时认定为《孙子书》；将其余《篡卒》、《月战》、《势备》等未能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相合的、属于兵法类的篇目的，暂时认定为《孙膑书》。
由此可见，汉简的出土说明了一件事情——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如同一本书的上下册一样，完全可以视为同一系列作品。
无独有偶，传世本《孙子兵法》尽管有一些语句涉及到吴越战争，但整体反映却的是战国时的军事思想，如言用兵数动辄就是十万；言战事多旷日持久；言战术多为深入敌后的运动战，等等这些皆为战国時战争特征，非春秋時代所有，从这一理论推断，《孙膑兵法》似乎也是《孙子兵法》，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这似乎验证了钱穆的说法——孙武就是孙膑。
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
但事情突然有了重大转机。
在考古人员整理汉简的过程中，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现了《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后半部分的残简。
虽然残简上的文字极其残缺不全，但有一句话似乎是天意一般的完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
这是孙膑弟子记载孙膑和田忌对话中孙膑的原话，“明之吴越”，结合下文意思，是说“孙氏”运用此种军事理论于吴越；“言之于齐”，是说孙膑以此种军事理论言之于齐威王。
因为孙膑弟子在记录中将孙膑记为“孙子”，只能称另一个“孙子”为“孙氏”，所以毫无疑问，“孙氏之道”也就是指《孙子兵法》之道。
汉简这一重大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孙子兵法》系列确实发端于春秋吴王阖闾时的“孙子”，兴起于战国齐威王时的“孙子”。
说明“孙子”一个是孙武，另一个就是孙膑。
似乎钱穆的说法立不住脚。
但后来又发生一件事，否定了之前所有的推断。
汉简《孙子兵法·用间篇》里面出现了一句话——“燕之兴也，苏秦在齐”。
既然孙武和吴王阖闾、伍子胥搭过伙，那就应该是春秋后期人，而苏秦则是战国中后期的人，孙武居然知道苏秦？难不成是穿越？
经过史学家考证，“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这句话只是《孙子兵法》的注文，不是正文，是当时抄写汉简的人的笔误造成的，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孙子》系列的创作经历了长期编撰过程，未必要锁到特定的人身上。
在当时，这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
根据专业人士的考究，先秦兵书典籍从西汉至《汉书·艺文志》著录前，至少经过了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杨仆的捃摭遗逸、任宏的纪奏兵录等三次整理，或增或减、或真或伪、或优或缺，没法说了。
又如东汉曹操，他也整理过《孙子兵法》系列，但曹操拿到手的要多得多——一共有八十二篇，并且各篇成书年代都不相同。
说好的“十三篇”，怎么变成八十二篇了？
曹操很纳闷，但这难不倒他。
为了保持原著声韵协调、文字优美的韵味，他将《孙子兵法》的众多篇目仅仅抽出十三篇精华作注，而将余下的编为《续孙子兵法》。
依托流量明星曹操的捯饬整理，声韵协调、文字优美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焕然一新、名声大噪、流传至今，但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孙子》其他的“兵法”系列，如《孙膑兵法》，逐渐淡化、消失。
所以，目前我们要讨论的关键在于——《孙子兵法》蓝本作者是谁？
也就是说，《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孙氏之道”的“孙氏”是谁？
汉简已非先秦原样，我们再次将目光放到到孙武头上。
于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孙武”其人到底是否存在？
既然西汉之前文献没有“孙武”其人，那么这个人物是否和当时现有的人物有关系？
我们再次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下被春秋历史奉为圭臬的《左传》。
《左传》的编写笔法是非常有原则的——非天子、诸侯，公子、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不记，甚至影响不大的次卿都是不与记载的。
翻开《左传》，大半在晋楚之间，详于贤者、褒抑于礼，如果孙武入吴而没有得到卿、大夫的官职，只以他国公孙的身份暂为吴国客卿、或者只是客居吴国军师偏将一类职务，左丘明是不会记载他的。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就算孙武取得不世功业，被记载在王公贵族功劳簿里也不足为奇，在任何朝代乃至现在，这种本位主义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当时的客卿制度下显得尤为正常。
包括田忌的客卿孙膑，如果左丘明在世，也不会记载。
于是，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吴行人伍子胥身上，因为孙武与伍子胥有太多的共同点——都从异国而来，统帅吴军破楚；都讲军事策略，帮助吴王阖闾练兵。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两个假设——孙武就是伍子胥，或者孙武是伍子胥的客卿。
先看第一个假设：孙武就是伍子胥。
当时伍子胥死前，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为王孙氏”，之后“王孙氏”家道式微，简化为“孙氏”。
百年之后，孙氏后人孙膑被“膑”后，忍辱负重，开始着手整理先辈伍子胥兵法十三篇。
直到桂陵、马陵之战后，“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被称为《孙子兵法》或者《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伍子胥的作品。
这个假设是强行建立在“王孙氏”简化为“孙氏”基础之上的，无佐证，不靠谱。
再看第二个假设：孙武是伍子胥的客卿。
孙武为齐国田（孙）氏庶出，奔吴后写出了兵法十三篇，在伍子胥被杀前后，孙武或者儿子又回到齐国，后世出孙膑。孙膑被“膑”后，忍辱负重，开始着手整理先辈孙武兵法十三篇。
直到桂陵、马陵之战，“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被后人称为《孙子兵法》或者《孙膑兵法》。
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吴破楚入郢之后，孙武建议吴王阖闾干了一些不地道的事情，这些背弃礼法的暴行，让素有礼仪的中原各国感到匪夷所思，即使是被中原各国一向轻鄙的秦国君臣，也甚为不齿。
对于周游列国，致力于“礼”和“以礼治国”的孔子来说，孙武及兵法十三篇的出现，是开启“兵者，诡道”的“失仁丧德”之源，是引发礼崩乐坏的毕方之火。
（毕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神鸟，是大火之兆。）
站在孔子恪守礼仪的角度，《春秋》必然会剔除孙武。料想《左传》以及先秦时期的史料也做出如此考虑。
时过境迁，华不再扬，谁又说得准呢！
查阅浩如烟海的典籍，逻辑严丝合缝的推断，我的结论是——不知道。
用了很大的篇幅，得出的结论让人很不满意，是因为现在史料太少的缘故，不止孙武查不到，甚至连司马穰苴在《左传》中也不见其人。
但你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不存在。
我写历史不会用“等”字来替代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的姓名，因为他们在历史中出现过，哪怕微小的瞬间，哪怕下一页便不见其名，也值得被写下。
他们也许辉煌过，也许给过我们教训，重要的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呼吸过。
由于没有更多史前资料的佐证，仅仅靠推断是不足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很快解密，也许会永远尘封。
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她如同你指腹为婚却尚未见面的媳妇，任何人都有可能与你携手，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在掀开面纱的时候，才真相大白，也许你欣然接受，也许你心如死灰。
孙武是谁？孙膑？伍子胥？潦倒没落的贵族？
已经显得不是很重要了。
重要的是《孙子兵法》这一千古流传的著作，在冷兵器结束的时代，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养分，仍能延续传奇，成为一本世人皆知的经典。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体能力的积累，而是历代武学先驱智慧和经验的升华，是他们不断的增补、做注、完善，才有了通古博今的巨著。
它就如同浩瀚星空中熠熠生辉的恒星，永不泯灭，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散发能量，温暖黑暗的尽头，照亮精神的方向。
它的传承和发扬，代表了中华民族一种文化自信、一种精神信仰，它如同利刃一般，劈裂了混沌的迷茫，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头。
当我们提及它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仿佛和时空一起对话，没有间隙，不曾遗忘。
重要的一点，《孙子兵法》不会教你如何去打仗，反而会教化给你最古朴质实的“反战”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