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伟绩万古存，平乱问政定乾坤。畏龙本是千年误，爱民自有父母心。
——河南省叶县民间诗集
石乞将白公胜尸首掩埋于山中后，本要逃走，很不幸被叶公沈诸梁所擒。
叶公对白公胜深恶痛绝，但对石乞的要求很简单，希望他告知公子胜下落，因为只要他还活着，就会颠覆楚国的长治久安，所以必须将他彻底铲除。
但石乞却告知白公胜已经自缢身亡，还是自己亲自安葬的。
叶公认为，如果公子胜真如石乞所说已自缢身亡，那就要见个尸首，落个心安。于是，叶公又希望石乞能够告知公子胜的埋尸之所。
石乞担心公子胜尸首受辱，不肯透露，还不忘恶心叶公一把：“我当然知道白公埋在什么地方，但他临死前不让我说，所以我不能透露。”
为一个为非作歹的亡人严守秘密，这就很伤活人的感情了，叶公命人在石乞的面前架起了油锅，告诉他如果老实交代，就官复原职、荣华富贵，否则就将他处以烹刑。
一直以来，烹刑都是最惨无人道的刑罚之一，其又根据受刑者的态度分为生烹和死烹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如果石乞坚持严守秘密，他面临的将是最残忍的生烹。
在叶公看来，随公子胜作乱的人绝大多数是不讲诚信、也不勇敢的，他们奸诈欺骗、诡计多端，为了保存自己，随时可以出卖朋友、同伙，甚至是自己的亲人。
他认为，像石乞这种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小人物，只要遇上危险，生死关头比兔子跑的还快，绝不会挺而走险，只要稍微恐吓下，自然不打自招。
然而，令叶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不管如何威逼利诱，石乞始终不肯透露白公胜下落。
面对又臭又硬的石乞，叶公失去了耐心，恼羞成怒道：“再不言，当烹汝！”
自古高洁之士就将胁迫视为侮辱，宁死也不屈从于淫威之下，虽然石乞从未将高洁二字挂在嘴边，但面对叶公的以死相迫，他非但不恐慌，反而自解衣衫，笑道：“我跟随白公图谋大事，此事若成，我则为卿，不成则烹，又有何惧？”
说完，石乞跃进滚沸的汤镬（huò），从容赴死。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有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永远不要轻视小人物，有时他们也有连生死都挡不住的骄傲，也有他们内心所坚守的道义和铮铮傲骨，宁可被煮，也不改初衷。
至此，白公之乱在叶公烹杀石乞、剪除党羽之后宣告结束。
在此事件中，无论是殉国而死的令尹子西、司马子期，还是被叶公正法的石乞，甚至为父复仇的白公胜，都表现出轻生死、重忠义的侠义精神——忠孝、仁义、诚信、勇敢、无畏。
侠义是儒学的一种江湖表型形式，就连孔子也提倡尚武精神。
于是，楚人们便用“侠”的刚性，来诠释“礼”之柔性；用“义”的激切，来铺垫“儒”的积极入世之情，就连刚复位的楚惠王，也表现出侠义的一面。
东汉王充在《论衡·福虚篇》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楚惠王在吃凉酸菜时发现菜中有水蛭，如果此时声张，种菜的、洗菜的、烧菜的、端菜的按法律都该处死。楚惠王曾在白公之乱的时候和下人们待过一段时间，非常同情下人们，于是咬咬牙，就把水蛭吞食了。
吞食水蛭之后，楚惠王腹痛难忍，令尹十分着急，便问楚惠王是如何得此病的。楚惠王回答：“我吃凉酸菜发现有水蛭，如果责怪后厨他们，他们按律当斩，我于心不忍；如果饶恕他们，便是‘废法而威不立也’。于是我就趁人不注意，吞了下去。”
令尹一听，也没了办法，只得安慰道：“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听天由命，自求多福。
果然，福来了——当天晚上，楚惠王去厕所方便时排出了水蛭，他患有多年的心腹血瘀的病，也因为水蛭的吸吮也痊愈了，因祸得福，正如令尹所说“天之所奉”。
唐代诗人周昙在《春秋战国门·楚惠王》中也赞道：“芹中遇蛭强为吞，不欲缘微有害人。何事免成心腹疾，皇天惟德是相亲。”
白公胜究竟是死是活，目前对于叶公沈诸梁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迎回楚惠王，以安定楚国。
楚惠王复位以后，叶公沈诸梁一时间也风光无两，被楚惠王授以令尹、司马两个重要职务。军政一肩挑，在整个楚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
楚国自从楚昭王复国之后，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发展阶段，白公之乱对于楚国来说，由于时间短暂，影响范围不大，对楚国并无重大损害，但还是有一些国家依仗吴国不把楚国放在眼里，比如一直在吴楚间摇摆不定的陈国，陈湣公在看热闹的同时一时心血来潮——“恃其聚而侵楚”。
楚国一直想报复，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白公之乱次年（公元前478年）三月，越王勾践和将领范蠡、文种等率军大举攻吴，在笠泽（今江苏吴江）一带，大破吴军，消灭了吴军大量的有生力量。
吴军“三战三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吴王夫差仅仅带着少量的残兵逃入姑苏城（今江苏省苏州市）中，龟缩不出。
笠泽之战使吴国国力大损，短时间内再无实力与楚越抗衡。
中原这边也不太平，晋国赵鞅与齐、卫交战，无暇南顾。
时机来了。在叶公的建议下，楚惠王大胆决定，趁势起兵复仇——灭陈。
既然计划是灭陈，那么在主帅人选上就要慎重，楚惠王向太师子穀（gǔ）和叶公沈诸梁询问。太师子穀建议：“以前令尹、司马攻打陈国的时候，右领差车和左史老都随军出征，辅助过主帅，让他俩担任军队统帅，应该是可行的。”
经过白公之乱之后，叶公对用人一事上非常谨慎，他反对道：“右领差车和左史老曾做过俘虏，地位卑贱，国人看不起他们，如果让他们担任统帅，恐怕不能服众。”
太师子穀坚持道：“做过俘虏又怎样？观丁父做过鄀国俘虏，武王让他担任主帅，战胜了州国、蓼国，降服了随国、唐国，开拓了群蛮之地。彭仲爽做过申国俘虏，后来文王让他做令尹，治理申、息二县，征服了陈国、蔡国，使之前来朝见，并开拓封疆到达汝水，楚国得以大治。只要能够胜任职位，出身卑贱又有何妨？”
叶公对楚惠王说：“虽然右领差车、左史老有着和观丁父、彭仲爽一样的出生，但不一定就具有观、彭二人一样的美德，我还担心他二人因为做过俘虏而心生卑贱，难以号令军队、令行禁止。当初令尹子西对没能征服陈国抱有遗恨，上天若要灭掉陈国，一定会安排他的儿子去完成父亲的遗愿，上天意志不容怀疑，您何不派遣子西的儿子去担任统帅呢？”
楚惠王应允，通过占卜，任命子西小儿子公孙朝担任主帅。七月，公孙朝率军抢收陈国的麦子，引陈军出城，大败之。随后包围了陈国。七月八日，楚军攻入陈都。为防止陈国复国，公孙朝灭宗毁祀，杀死陈湣公。随后，楚军占领陈国全境，将陈国以为县，陈国亡。
陈国灭亡之后，叶公也感觉年纪有点大了，准备激流勇退，把机会留给后浪，启用年轻一辈担任楚国的要职。在人选问题上，楚惠王建议由自己的亲弟弟子良接任令尹一职，原令尹子西的大儿子公孙宁接任司马一职。
这是楚国高层的一次大变动，自然少不了占卜。占卜的结果很好：子良接任令尹一职“吉”，并且“过于其志”。“过于其志”的意思就是说子良做了令尹之后，还有上升进步的空间。
楚惠王很满意，大喜。
叶公很不满意，他反问楚惠王道：“令尹之上是什么职位？”
毫无疑问，令尹之上便是楚王。“过于其志”，就有可能夺位篡权，造成楚国内乱。叶公还是对白公胜一事耿耿于怀，希望将楚国未来的隐患捂杀于襁褓之中。
楚惠王采纳了叶公的建议。
于是，叶公毅然决然地交出权力，把令尹一职交给了原令尹子西之子公孙宁，司马一职交给了原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然后淡然地回到了封地。功成身退，拂去功与名。
但关于他的事情还未结束。
当初吴国强大，楚国和越国缔结同盟，共同对抗吴国。自从笠泽之战后，吴国日薄西山，越国不断壮大，楚越联盟也出现裂痕。
公元前476年（楚惠王十三年）春，越国为让吴国放松警惕，出兵佯攻楚国，借此迷惑吴国。但此次佯攻，越国有两件事做的很不地道：第一，没有跟楚国打招呼便贸然出兵；第二，盘踞楚国边境数月之久，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作为越王勾践的外甥，楚惠王感到十分不悦，派公子庆、司马公孙宽率军攻打越军，越军也很知趣，退兵回师。但这仍然不能让平息楚惠王怒火，他准备给越军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楚惠王提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征服东夷。
东夷，是众多蛮夷的统称，地处东海之滨，同越国的关系大致上处理的比较和谐，但又不完全亲附越国，忽明忽暗、相安无事。
楚国攻打东夷首先就要考虑二个问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如何打。
打开地图，我们便会设身处地的体会到楚惠王面临的困难：东夷在越国的东边。换句话说，攻打东夷，首先要沿江东下，抵达越界，然后在没有后勤补给、不惊动越国的情况下，横穿沼泽遍布的越国，孤军深入、长途奔袭一千余里。
这个任务即使放到现在，也是非常耗时间、耗国力的军事行动，一不留神便会全军覆没。
第二个问题——人选问题。
一般而言，这种大型军事行动必须要令尹全盘操控，但令尹公孙宁和司马公孙宽抽不开身，因为他们还要防范巴国。
就在去年（公元前477年，楚惠王十二年），巴人攻打楚国，包围了楚国的鄾地（今湖北襄阳北），楚惠王派令尹公孙宁、寝尹吴由于、工尹薳固在鄾地击败巴军，巴军惨败。
令尹公孙宁率军乘胜追击，巴国损失惨重、国力大衰，迫使其永远退出汉水流域。为防止巴军反扑，楚军只能驻扎前线。
于是，楚惠王再度召见退休的叶公沈诸梁。
经过几天考虑，叶公同意了。
秋季，叶公沈诸梁率军攻打东夷。战果辉煌——三夷百姓（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一带）皆臣服于楚，并与叶公在敖地（今浙江滨海处）结盟。
楚国在越国眼皮底下人悄无声息的收编三夷，越人大惊，越王勾践也开始反思自己的鲁莽行动，余生再未起扰楚之心。
经此一战，楚国声威大震，“天下莫敢以兵南向”，叶公沈诸梁也正式告老引退。楚惠王念其功高劳苦，“彼崇其爵，丰其禄”，赐给他食田六百畛，从此安度晚年。（《战国策》）
约二百年后，荀子在《荀子·非相》中写道：“叶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死焉。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世。”
“身获于表薄，而财于柱国；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邦有道时，文能安邦；邦无道时，武能定国。
一个才华卓越的水利专家，一个挽狂澜于大厦将倾之勇士，一个因与孔子政见有分歧而被杜撰“叶公好龙”故事误解百世之人。
——河南省叶县民间诗集
石乞将白公胜尸首掩埋于山中后，本要逃走，很不幸被叶公沈诸梁所擒。
叶公对白公胜深恶痛绝，但对石乞的要求很简单，希望他告知公子胜下落，因为只要他还活着，就会颠覆楚国的长治久安，所以必须将他彻底铲除。
但石乞却告知白公胜已经自缢身亡，还是自己亲自安葬的。
叶公认为，如果公子胜真如石乞所说已自缢身亡，那就要见个尸首，落个心安。于是，叶公又希望石乞能够告知公子胜的埋尸之所。
石乞担心公子胜尸首受辱，不肯透露，还不忘恶心叶公一把：“我当然知道白公埋在什么地方，但他临死前不让我说，所以我不能透露。”
为一个为非作歹的亡人严守秘密，这就很伤活人的感情了，叶公命人在石乞的面前架起了油锅，告诉他如果老实交代，就官复原职、荣华富贵，否则就将他处以烹刑。
一直以来，烹刑都是最惨无人道的刑罚之一，其又根据受刑者的态度分为生烹和死烹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如果石乞坚持严守秘密，他面临的将是最残忍的生烹。
在叶公看来，随公子胜作乱的人绝大多数是不讲诚信、也不勇敢的，他们奸诈欺骗、诡计多端，为了保存自己，随时可以出卖朋友、同伙，甚至是自己的亲人。
他认为，像石乞这种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小人物，只要遇上危险，生死关头比兔子跑的还快，绝不会挺而走险，只要稍微恐吓下，自然不打自招。
然而，令叶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不管如何威逼利诱，石乞始终不肯透露白公胜下落。
面对又臭又硬的石乞，叶公失去了耐心，恼羞成怒道：“再不言，当烹汝！”
自古高洁之士就将胁迫视为侮辱，宁死也不屈从于淫威之下，虽然石乞从未将高洁二字挂在嘴边，但面对叶公的以死相迫，他非但不恐慌，反而自解衣衫，笑道：“我跟随白公图谋大事，此事若成，我则为卿，不成则烹，又有何惧？”
说完，石乞跃进滚沸的汤镬（huò），从容赴死。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有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永远不要轻视小人物，有时他们也有连生死都挡不住的骄傲，也有他们内心所坚守的道义和铮铮傲骨，宁可被煮，也不改初衷。
至此，白公之乱在叶公烹杀石乞、剪除党羽之后宣告结束。
在此事件中，无论是殉国而死的令尹子西、司马子期，还是被叶公正法的石乞，甚至为父复仇的白公胜，都表现出轻生死、重忠义的侠义精神——忠孝、仁义、诚信、勇敢、无畏。
侠义是儒学的一种江湖表型形式，就连孔子也提倡尚武精神。
于是，楚人们便用“侠”的刚性，来诠释“礼”之柔性；用“义”的激切，来铺垫“儒”的积极入世之情，就连刚复位的楚惠王，也表现出侠义的一面。
东汉王充在《论衡·福虚篇》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楚惠王在吃凉酸菜时发现菜中有水蛭，如果此时声张，种菜的、洗菜的、烧菜的、端菜的按法律都该处死。楚惠王曾在白公之乱的时候和下人们待过一段时间，非常同情下人们，于是咬咬牙，就把水蛭吞食了。
吞食水蛭之后，楚惠王腹痛难忍，令尹十分着急，便问楚惠王是如何得此病的。楚惠王回答：“我吃凉酸菜发现有水蛭，如果责怪后厨他们，他们按律当斩，我于心不忍；如果饶恕他们，便是‘废法而威不立也’。于是我就趁人不注意，吞了下去。”
令尹一听，也没了办法，只得安慰道：“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听天由命，自求多福。
果然，福来了——当天晚上，楚惠王去厕所方便时排出了水蛭，他患有多年的心腹血瘀的病，也因为水蛭的吸吮也痊愈了，因祸得福，正如令尹所说“天之所奉”。
唐代诗人周昙在《春秋战国门·楚惠王》中也赞道：“芹中遇蛭强为吞，不欲缘微有害人。何事免成心腹疾，皇天惟德是相亲。”
白公胜究竟是死是活，目前对于叶公沈诸梁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迎回楚惠王，以安定楚国。
楚惠王复位以后，叶公沈诸梁一时间也风光无两，被楚惠王授以令尹、司马两个重要职务。军政一肩挑，在整个楚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
楚国自从楚昭王复国之后，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发展阶段，白公之乱对于楚国来说，由于时间短暂，影响范围不大，对楚国并无重大损害，但还是有一些国家依仗吴国不把楚国放在眼里，比如一直在吴楚间摇摆不定的陈国，陈湣公在看热闹的同时一时心血来潮——“恃其聚而侵楚”。
楚国一直想报复，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白公之乱次年（公元前478年）三月，越王勾践和将领范蠡、文种等率军大举攻吴，在笠泽（今江苏吴江）一带，大破吴军，消灭了吴军大量的有生力量。
吴军“三战三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吴王夫差仅仅带着少量的残兵逃入姑苏城（今江苏省苏州市）中，龟缩不出。
笠泽之战使吴国国力大损，短时间内再无实力与楚越抗衡。
中原这边也不太平，晋国赵鞅与齐、卫交战，无暇南顾。
时机来了。在叶公的建议下，楚惠王大胆决定，趁势起兵复仇——灭陈。
既然计划是灭陈，那么在主帅人选上就要慎重，楚惠王向太师子穀（gǔ）和叶公沈诸梁询问。太师子穀建议：“以前令尹、司马攻打陈国的时候，右领差车和左史老都随军出征，辅助过主帅，让他俩担任军队统帅，应该是可行的。”
经过白公之乱之后，叶公对用人一事上非常谨慎，他反对道：“右领差车和左史老曾做过俘虏，地位卑贱，国人看不起他们，如果让他们担任统帅，恐怕不能服众。”
太师子穀坚持道：“做过俘虏又怎样？观丁父做过鄀国俘虏，武王让他担任主帅，战胜了州国、蓼国，降服了随国、唐国，开拓了群蛮之地。彭仲爽做过申国俘虏，后来文王让他做令尹，治理申、息二县，征服了陈国、蔡国，使之前来朝见，并开拓封疆到达汝水，楚国得以大治。只要能够胜任职位，出身卑贱又有何妨？”
叶公对楚惠王说：“虽然右领差车、左史老有着和观丁父、彭仲爽一样的出生，但不一定就具有观、彭二人一样的美德，我还担心他二人因为做过俘虏而心生卑贱，难以号令军队、令行禁止。当初令尹子西对没能征服陈国抱有遗恨，上天若要灭掉陈国，一定会安排他的儿子去完成父亲的遗愿，上天意志不容怀疑，您何不派遣子西的儿子去担任统帅呢？”
楚惠王应允，通过占卜，任命子西小儿子公孙朝担任主帅。七月，公孙朝率军抢收陈国的麦子，引陈军出城，大败之。随后包围了陈国。七月八日，楚军攻入陈都。为防止陈国复国，公孙朝灭宗毁祀，杀死陈湣公。随后，楚军占领陈国全境，将陈国以为县，陈国亡。
陈国灭亡之后，叶公也感觉年纪有点大了，准备激流勇退，把机会留给后浪，启用年轻一辈担任楚国的要职。在人选问题上，楚惠王建议由自己的亲弟弟子良接任令尹一职，原令尹子西的大儿子公孙宁接任司马一职。
这是楚国高层的一次大变动，自然少不了占卜。占卜的结果很好：子良接任令尹一职“吉”，并且“过于其志”。“过于其志”的意思就是说子良做了令尹之后，还有上升进步的空间。
楚惠王很满意，大喜。
叶公很不满意，他反问楚惠王道：“令尹之上是什么职位？”
毫无疑问，令尹之上便是楚王。“过于其志”，就有可能夺位篡权，造成楚国内乱。叶公还是对白公胜一事耿耿于怀，希望将楚国未来的隐患捂杀于襁褓之中。
楚惠王采纳了叶公的建议。
于是，叶公毅然决然地交出权力，把令尹一职交给了原令尹子西之子公孙宁，司马一职交给了原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然后淡然地回到了封地。功成身退，拂去功与名。
但关于他的事情还未结束。
当初吴国强大，楚国和越国缔结同盟，共同对抗吴国。自从笠泽之战后，吴国日薄西山，越国不断壮大，楚越联盟也出现裂痕。
公元前476年（楚惠王十三年）春，越国为让吴国放松警惕，出兵佯攻楚国，借此迷惑吴国。但此次佯攻，越国有两件事做的很不地道：第一，没有跟楚国打招呼便贸然出兵；第二，盘踞楚国边境数月之久，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作为越王勾践的外甥，楚惠王感到十分不悦，派公子庆、司马公孙宽率军攻打越军，越军也很知趣，退兵回师。但这仍然不能让平息楚惠王怒火，他准备给越军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楚惠王提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征服东夷。
东夷，是众多蛮夷的统称，地处东海之滨，同越国的关系大致上处理的比较和谐，但又不完全亲附越国，忽明忽暗、相安无事。
楚国攻打东夷首先就要考虑二个问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如何打。
打开地图，我们便会设身处地的体会到楚惠王面临的困难：东夷在越国的东边。换句话说，攻打东夷，首先要沿江东下，抵达越界，然后在没有后勤补给、不惊动越国的情况下，横穿沼泽遍布的越国，孤军深入、长途奔袭一千余里。
这个任务即使放到现在，也是非常耗时间、耗国力的军事行动，一不留神便会全军覆没。
第二个问题——人选问题。
一般而言，这种大型军事行动必须要令尹全盘操控，但令尹公孙宁和司马公孙宽抽不开身，因为他们还要防范巴国。
就在去年（公元前477年，楚惠王十二年），巴人攻打楚国，包围了楚国的鄾地（今湖北襄阳北），楚惠王派令尹公孙宁、寝尹吴由于、工尹薳固在鄾地击败巴军，巴军惨败。
令尹公孙宁率军乘胜追击，巴国损失惨重、国力大衰，迫使其永远退出汉水流域。为防止巴军反扑，楚军只能驻扎前线。
于是，楚惠王再度召见退休的叶公沈诸梁。
经过几天考虑，叶公同意了。
秋季，叶公沈诸梁率军攻打东夷。战果辉煌——三夷百姓（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一带）皆臣服于楚，并与叶公在敖地（今浙江滨海处）结盟。
楚国在越国眼皮底下人悄无声息的收编三夷，越人大惊，越王勾践也开始反思自己的鲁莽行动，余生再未起扰楚之心。
经此一战，楚国声威大震，“天下莫敢以兵南向”，叶公沈诸梁也正式告老引退。楚惠王念其功高劳苦，“彼崇其爵，丰其禄”，赐给他食田六百畛，从此安度晚年。（《战国策》）
约二百年后，荀子在《荀子·非相》中写道：“叶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死焉。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世。”
“身获于表薄，而财于柱国；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邦有道时，文能安邦；邦无道时，武能定国。
一个才华卓越的水利专家，一个挽狂澜于大厦将倾之勇士，一个因与孔子政见有分歧而被杜撰“叶公好龙”故事误解百世之人。